“硅谷”的未来之路？

1997年，作为一个爱好计算机的中学生，我第一次走进中关村。

尽管早已听过无数关于这个名字的传说，当双脚真正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忍不住要慨叹这里的伟大――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感受，那整整一条街上一家接着一家的电脑门市、柜台里一块又一块我叫不上名字的芯片和板卡，让我兴奋得从上午9点逛到下午6点，直到回了住所，兴奋的感觉也没有消退。今天回想起来，那些店铺的名字早已忘记，却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心情，那种心情无异于朝圣般地激动。

1999年，为了给父亲装电脑，我第二次来到中关村。

此时恰逢中关村改造，几家规模和硬件设施稍差的老卖场被陆续拆除，海龙电子城、硅谷电脑城和太平洋电脑城三家代表当时中关村最大规模的电脑卖场相继开业。我到那里的时候正是海龙开业的第二天，宽敞明亮的大厦和过去的小型门市、大棚市场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些反差正是让我又一次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根源。当时唯一的想法是，中关村大规模的电子市场越来越多，我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真是件好事。只是街上叫卖盗版的小贩怎么这么多？

    2003年，我大学毕业，来北京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入中关村。时隔4年，中关村的变化让我感到陌生。我买过第一套正版游戏（C&C黄金版）的小店和第一次尝到汉堡味道的肯德基早已被一幢高大的、尚未完工的建筑所代替，后来我知道那里叫科贸，是号称全球最大的独幢式电脑卖场。人流依然熙攘的海龙大厦的后面，一座造型奇特的大厦正准备开业。这家叫鼎好的电子商城经历了前期招租不满和一次商户退租事件后，终于在2004年步入发展正轨。

    2004年2月，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开业。

2004年7月，科贸尚有许多铺位闲置，而此时从科贸向外张望，可以看见四周几个建筑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那些都是即将完工，正在积极准备招商的电脑城……

第一章  所谓“硅谷”

这一章的内容绝非单纯回顾历史，但我必须加入这一部分，因为往往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会发现今天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关村所在的北京海淀区，古时称海淀镇，是北京西北郊最大的集镇。作为地名，“海淀”在元朝王恽所著《中堂记事》一书中即有文字记载。海淀又称“海甸”，在元朝以前是一片洼淀（沼泽地带），故称“海淀”。到清代中叶，由于“三山五园”（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颐和园）的修建，带动了海淀镇文化和经济的繁荣。

“中关村”在历史上的称谓有多种说法，见于文字和地图记载的先后有“中宫”、“中关”、“中湾”、“中官”、“钟关儿”等，有一种传说是由于当地居住的中等官员较多而得名。中关村在建国前是个小村庄，直至1959年中关村派出所成立、1961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成立，“中关村”才正式进入行政建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及国家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今后中关村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心创造了良好机遇。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等7名科技人员在中关村创办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给海淀古镇注入了高科技的血液。之后，科海、京海、四通、信通、联想、时代等一批自发创办的科技企业相继诞生，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研发性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以开发和经营电子产品为主的民营科技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国硅谷”的称号也从此流传起来，为全国人民所津津乐道。

然而，在“中国硅谷”的光环下，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浮躁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中关村原有的以科技研发为主的发展方向。拿当时著名的“两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来说，京海在1983年实现400万产值，60万利润；1984年实现2700万产值，400万利润。即便在今天，一家中小型创业公司能在一年内实现400万利润也是很了不起的，但当时其业务仅是承接计算机机房建设。

而科海成立的初衷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才发现难度巨大，最终科海决定以“倒”计算机作为盈利手段。由于当时民营企业无法得到从国外进口计算机的批文，而国营企业有进口批文却用不上，于是科海从国营企业买下进口批文，从国外进口计算机，再在国内销售。在当时，一台计算机的利润可以“万”为单位来计算，凭借这个“倒”字，科海1987年的营业额突破1亿元。但由此得来的后果就是因为倒卖批文被政府点名批评并接受调查。

1984年成立的四通初期以销售打印机为主要业务，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900万元。后来2401打字机成为四通的主导性产品。四通1986年营业额突破1亿元，1988年达到10亿元，1990年达到13亿元。

同在1984年开业的信通创始人金燕静设立了影响力颇大的“信通技术开发基金”，用以支持社会上的项目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提出申请此基金。然而没过多久，金燕静由于涉嫌计算机走私被公安机关逮捕，此案走私货物总额达7181万元，偷逃国内关税、调节税、增值税2800余万元，信通从此一蹶不振。

今天回过头来看“两通两海”，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创办中国新型企业、提升中关村品牌价值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我们不愿看到的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科技热潮，而是经商热潮。这导致许多非科技企业为了获取高额收入，也开始进入中关村，从事科技产品贸易。这不仅没给中关村带来技术上的积累，反而留下了“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这样的称谓。许多不良影响到今天不仅没有消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愈演愈烈，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第二章  圈出来的“硅谷”

但凡写中关村的人，总免不了一再提及“中国硅谷”这个名词，然而真正去过美国硅谷的人是一定会拒绝称中关村为“硅谷”的，因为中关村和真正的硅谷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

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为了避免垄断，保持创新和活力，硅谷内的公司应以中小型科技创业公司为主。而为了保护硅谷内的生态环境，硅谷内不仅没有高楼大厦，连聚集成群的建筑都十分少见。反观中关村，如同前文所说，前人的成功经验没有带来预期的科技热潮，却带来了商业热潮。作为中国最早高新技术创业的摇篮，今天的中关村似乎更加乐于将自己和“电子市场”这4个字联系在一起，还美其名曰“中国IT产品的集散地”、“中国IT市场的晴雨表”，这样一来，中关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子商品一条街”。而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村里一年多过一年、一幢大过一幢的电脑卖场。据一位中关村的老居民介绍，他们不得不在几年前举家迁出这块世代居住的土地，给这些宏伟的建筑腾出空间――这与几百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多有相似之处。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市场招商部经理徐文星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这真是圈地，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北京城都圈进来盖电脑城。”

然而市场数量的增多是否预示着相应的繁荣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海龙电子城的业务总监刘勇告诉记者，目前中关村的日客流量约为10万人次，周末和节假日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而鼎好电子商城的业务总监李忠晋给出的数据是12万～15万之间。与记者之前获得的2002年10万人次相比，忽略可能存在的估算误差，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从2002年到2004年上半年，中关村的日客流量并没有明显变化。但2002年，中关村核心范围内只有海龙、硅谷和太平洋3家大型电脑城，共约50 0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此处的营业面积是指IT产品卖场的面积，下同。赛博和中海由于市场定位相对特殊，所以未算在内）。2003年下半年，拥有约30 00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鼎好电子商城（如果加入家电卖场和餐饮区面积共约55 000平方米）开业，使整体营业面积增加到80 000多平方米。鼎好在开业之初经历了将近半年的低迷和一次商户集体退租事件后，最终挺过寒冬，坐上了仅次于海龙的第二把交椅。而到了2004年2月，拥有75 00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开业（目前开放1～5层，约50 000平方米），几乎将中关村卖场的整体营业面积翻了一番。另外据刘勇透露，2年之内在紧邻海龙和鼎好至少还将有3家大型卖场相继开业，分别是14万平方米的E世界、60 000平方米的E中芯和60 000平方米的百脑汇。这些令人咋舌的数据只是未来将要开业电脑城总营业面积中的一部分，理想国际大厦、金融中心、银谷大厦、中国电子广场等多家卖场或写字楼也在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单用肉眼观察，这些卖场中几乎任何一家的规模都可以和科贸相媲美。

地是圈了，但从哪找那么多羊来放又成了问题。

问题首先在客流量上，刘勇告诉记者，海龙电子城的平均日客流量约为25 000人次，周末或节假日约为30 000～35 000人次，鼎好则平均约为23 000，周末或节假日也按比例相应提升。李忠晋给出的数据则是鼎好日客流量约为40 000，节假日有40%左右的上浮，海龙相对略高一些。尽管两组数据有不小的出入，但无论依据哪一方的标准，仅这一前一后相隔不足50米的两家电脑城就分流了中关村日客流量的50%。太平洋电脑城策划部经理杨冬称，太平洋平时客流量约为20 000～30 000人次，周末可达30 000～40 000人次。徐文星则称科贸可达10 000～15 000人次。以上数据加上硅谷电脑城的近20 000人次，基本已将中关村每日的客流消化殆尽。这些数据均为估算，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难免有不实之处。另外在估算的客流量中有很大一部分顾客只看不买，或者从一家商城看货后又转到另一家购买。但即便把这些情况全部考虑进去，最终剩下的客流也不足以养活这许多家尚未开业的巨无霸型电脑卖场。几位电脑城的发言人都向记者表示，随着中关村电脑卖场数量和营业面积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客流量的上升，但客流量决不会随商城面积的增大而成比例增加。何况不争的事实是，从2002年到今天，中关村的卖场面积增加了近一倍，总客流量却基本没有变化。

其次，招商是另一个难题。科贸电子城总经理祁燕曾说过，过去电子商城根本不需要招商，商户都排着队向里挤，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徐文星也表示，目前进驻新电脑城的商户大多是老电脑城商户开设的分号，真正新入行的商户少之又少，所以新商户的基数不大。从目前电子商城铺位的出租情况看，据称海龙和鼎好的铺位（包括精品间）均为满租，太平洋是80%～85%，科贸则称有80%～90%。从记者的观察来看，海龙和鼎好两家基本没有空位，太平洋有部分铺位空出。据一位在太平洋的业主讲，有一部分铺位被改成游戏专区，但由于商城和业主在收费方面出现协调问题，导致业主的参与热情不高。

科贸的80%～90%就值得商榷了。通过实地考察，记者发现除电梯附近等显眼位置的铺位外，每层都有许多空位，稍偏僻的角落甚至成片空出。科贸采取的是出售和出租铺位相结合的形式，因此称之为“交房率”。一位在科贸租用铺位的朋友告诉记者，科贸的经营状况不理想，目前的交房率大约在20%～30%左右――这与官方数据的差距之大令人惊讶。他说，首先因为科贸开业较晚，大多数商户和顾客都被对面的海龙、鼎好等商城分流，最终进驻科贸的只占一小部分。其次，科贸很大一部分商铺是被业主买下再租给商户的，商城开业初期客流量稀少，商户希望业主能降低租金，但许多业主宁愿把商铺空着也不愿降租，这就导致部分铺位空出。第三，由于科贸属于多方管理，各管理部门之间协调不畅。举例来说，他的店铺在装修时需要多方申报，多方交款，十分不便。另外，商城的服务措施不到位。比如8层的餐饮区迟迟不开张，给科贸内业主和商户们用餐造成了麻烦――几乎每天他们都要到对面的鼎好吃午饭。

记者请杨冬预测几家即将开业的新电脑城未来的生存状态将会如何时，她说：“已经开业的科贸尚且如此，那些还能好到哪去呢？”记者的经销商朋友也说：“估计以后那些商城开业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商户入住了。”

第三章  散发着铜臭的“硅谷”

中关村内仅存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早已陆续搬到中关村之外的科技园区――如果在中关村仔细观察过就能发现，中关村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园区。虽然“中关村科技园”这个名称仍被保留，但这已经是分布在北京市各区的7个科技园区，它们分别是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德胜园和健翔园。即使是最近的海淀园，也在距离中关村数公里之外的上地高新产业开发区内。离开中关村的科技园还可以叫中关村科技园，可是离开科技园的中关村，还是中关村么？不久以前，2003年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行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里对中关村的描述已经从“中国的IT中心”退化为“中国北方地区IT产品重要的集散中心”，这是否意味着中关村作为中国高科技中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什么生意都有人做，只有亏本的生意没人愿意做。如果电子市场这张大饼真的越摊越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开发商削尖了脑袋向这个原本就不大的圈子里钻？

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关村地区IT卖场2003年电子产品销售总额达到116亿元人民币，贸易总额达到228亿元人民币。

也许正是这些真金白银使中关村心甘情愿地签了卖身契，彻底丢掉自己与生俱来的、叫作“高科技”的贞操，让开发商们在自己的身体上恣意凌辱，而自己则忘乎所以地数着用卖笑换来的几个铜子儿。

虽然卖笑归卖笑，收钱归收钱，但意外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比如白皮书也指出了目前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卖场发展的无序性已经形成巨大的隐患。白皮书中还提到，中关村科贸电子城的开业是中关村电子卖场历史上供过于求的明显标志。今后，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将使电子卖场行业出现恶性竞争的状况，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对已经开业的市场，会增加很大压力；对准备开业的卖场，可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白皮书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订行业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制度，规范卖场的发展。

白皮书中虽然发现并提出了问题，却没见问题得到解决。那些尚未开业电脑城的招商广告条幅依然那么扎眼，至今也未见任何主管部门出面说上一两句中肯的话。为了联系中关村电子市场的上级主管部门，记者先后致电海淀区政府、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中关村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遗憾的是，记者得到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我们不负责这一块，具体哪里负责我们也不清楚。”

为了弄清楚中关村诸多电子卖场的主管部门究竟是谁，记者找到了北京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商会的秘书长郭旭先生。对于谁是中关村电子卖场主管部门的问题，郭旭表示，中关村的贸易行业既没有一家明确的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政府的整体规划。规划部门只负责电脑城的审批立项，立项时只须说明该建筑是商业用途，工商部门的审批也仅要求报批项目符合公司注册标准，至于楼造好了经营什么、如何经营，则不在以上部门的负责范围内。

2004年7月1日，国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放开对市场管理的限制，将部分管理和规划的权力交给行会组织。但郭旭表示，行业缺乏规划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一方面目前国内的市场还不够健全，行会组织的能力和影响力也不够强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撒手，导致市场与政府发生脱节，不能完全消化政府放开的权力。他举了个例子，在市场健全、行会组织成熟的国家，企业进入市场要通过行会进行审批。如果行会调查发现某个领域竞争过度，将坚决不予放行。

他不无担忧地说，中关村IT卖场的增长速度确实过快，在客流量没有随之增加的情况下，将导致商户的运行成本提高。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表示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市场方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政府没有公开的信息对现有电子市场的整体环境进行描述，导致新进入者对此认识不足，最终造成市场同质化严重、无序竞争的后果。

2003年鼎好的开业标志着供求达到平衡点，2004年科贸开业标志着供过于求，而未来更新更大的电脑卖场开业又将标志着什么？

IT独立评论家方兴东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圈地热潮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一次房地产热潮。仅房地产项目本身即有高额利润，等到这股热潮消退后，中关村的圈地运动自然会冷落下来。

对这股热潮的形成原因，方兴东认为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政府在制订中关村发展策略时出现了错误判断，单纯追求规模，违背了产业规律，背离了最初以技术为主的发展方向，导致中关村沦为商业气息极重的电子市场。

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对中关村的影响十分严重，随着全国各地区域市场的逐渐成熟和渠道的多样化，使中关村的辐射力越来越有限。而房地产热导致地价上涨，增加了创业的成本，使一些没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技术型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最后，我向方兴东讲述了自己联系主管部门的经历，方兴东说：“如果你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歌功颂德，那肯定会有很多人抢着和你说。”

尾声

虽然关于“中关村应该走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发展道路”这样的话题在许多年前就被讨论过无数次，今天借这篇文章旧事重提，是因为这个话题始终值得每个关心中国IT业的人深思。如同郭旭所说，中关村的发展是靠贸易行业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为贸易中心，中关村对中国IT业的影响不能不用巨大来形容。所以无论是当年的“两通两海”，还是今天满眼的高楼大厦里熙攘的人群，都让人深刻地感觉到中关村里除了贸易两个字之外就几乎没有其他声音了。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方兴东“中关村已死”的说法，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本应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经被人绑架并重新灌输了记忆。圈地运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并不是绑架中关村的直接罪犯。对不熟悉中关村的人来说，高楼迭起是繁荣的标志；对经历过中关村20余年风雨变迁的人来说，它抹煞了“中关村”这3个字曾代表的最珍贵、最美丽、最纯朴的天性；而对今天的我来说，当我再次踏上这块7年前给了我无数感动和兴奋的土地时，突然发现一切变得如此陌生。我很想对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叫作“中关村”的青年说上几句祝福的话，但它身上冲天的铜臭却让我不由得掩住口鼻，快步和他擦肩而过，并告诉自己：别傻了，还是回到你当年的记忆中再和他见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