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讨会纪要

2004年7月20日14时，《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会》在北京友谊宾馆正式举行。

二十余名业界专家和各大媒体记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还做了发言讨论。博客中国对本次会议做了现场图文转播（http://forum.blogchina.com/38），以下是现场发言内容的校对整理稿。

会议主持人：王俊秀（互联网实验室CEO）
会议主讲人：刘双桂（互联网实验室研究员）
与会者名单：高红冰 张路雄 仲大军 周鸿陵 刘朝阳 胡欲（音）方兴东 杨冰之 周业安 朱彤 姜奇平（远程） 杨华权 等

（一）主持人王俊秀致辞

王俊秀：我是互联网实验室的王俊秀，我们互联网实验室成立于1999年，主要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的以高科技和互联网研究的一家咨询公司。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对中国在进入信息社会当中的产业转型问题特别关注，从99年开始我们对微软的问题，intel的垄断问题，还有包括产业标准的问题我们都一直非常关心。我们也做过中关村问题的讨论，中关村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在高科技发展当中，中国的高科技越来越出现一些空洞化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突然遭受很大的困难，接下来我们就发现今年以来这个问题表现得特别出现，比如说3C、6C纷纷起诉我们的企业，所有的家电企业在美国遭到了反倾销的诉讼，还有国有资产的标准问题，开始受到了国际巨头的狙击和顽强的阻挠，甚至动用了政府的力量。最近比较明显的就是美国东亚研究所。

大家可以从材料上看到，他出了一个报告，报告当中明确的声称，说中国的高科技领域会出现一种技术领域的倾向，他也开始对这个企业开始觉醒，然后做标准问题引起了一定的警觉，那么美国的标准化协会也出了一个报告，他这个报告尽管言词比较缓和一些，但是基本的论调还是中国的高科技的产业是不需要做标准的，美国要引导，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引导到他的系统当中去，东亚这个言词就比较激烈了，就是说中国将会出现一种技术民族主义，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动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的一些厂商，也是在纷纷推出自己的标准，比如联想，他们初步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另外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的确在做产业标准当中，的确出现了他们不太熟悉这块人家不知道怎么玩儿的，他不懂这个规则，所以容易被人抓到一些把柄，而且没法进入国际化市场。比如说像宽带无线互联网的标准，刚出台就被搁置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我们从一个民间的研究者的角度，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做这么一份比较中立的、客观的从我们研究的角度出发做的报告，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一种意识形态在里边，我们在读美国的报告当中发现，他说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要做技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要做的不是技术民族主义，我们定位为新全球主义，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追求一种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的垄断和开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之间合理的均衡，这样后发国家才能有自己真正的产业体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有可能现在的标准时代，就有可能我们后发国家的产业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峻。

下面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一些主要嘉宾还有一些媒体的代表。

（会议现场局部图片）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高红冰，是原来信息产业部的政策法规处的处长，现在是互联通公司的董事长。他对中国的产业和信息革命非常有研究；另外一个张路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这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旁边的是社会学家周鸿陵先生，WAPI的发言人刘朝阳先生，这位是科技部办公厅的政策调研室胡欲处长。这位是产业评论家方兴东博士，这位是《信息空间》的主编杨冰之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周业安先生。另外今天到场的还有很的媒体的朋友。

（二）刘双桂作报告

刘双桂：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报告里边提倡了一个新全球主义，然后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对中国的高科技标准做了一个战略的定义。从历史回顾来看，我们的民用高科技产业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封闭的阶段，解放以后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比如说PC这些产业，联想成为亚洲一流的PC机厂商；还有家电行业也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目前加入WTO以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目前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遭受了一系列的危机，包括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危机。比如说03年的时候山西3C和6C的联盟，起诉中国家电；美国今年对中国的家电也进行了反倾销；思科在去年起诉华为，使华为的产品退出了美国的市场。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有一个标准的危机，现在标准成为了新的优势竞争的来源，但是中国做自己的标准非常艰难。大唐的SCDMA标准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它进行封闭。同时WAPI的标准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的压力。第三个就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长，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危机，现在跨国企业不止是利用全球优势威胁到中国企业。从去年以来，像IT这些企业，已经率先开始了价格战，现在中国的本土优势是荡然无存，跨国企业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它的制造已经本土化了。他们可以在中国市场受到很好的待遇，甚至可以在包税区直接通关。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那么中国企业未来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今天的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制造中心，然后通过自己的渠道，直销到全球市场，那么我们看到不会有中国企业的位置的。

我们认为中国的产业和企业都处于一个中间地带，目前中国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产业链条，但是如果中国不形成自己的核心产业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企业不掌握这个核心技术和标准的话，有可能重新沦为加工厂，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地步。

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标准本身有四个属性。第一个就是它的标准应该是产业标准化的一个产物，它可以促进产品的互联互通，同时也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这个标准对于外部的参与者来说，就意味着这个技术的壁垒，同时这个标准对于产业链来说是一个控制产业链的工具，也是一个获取专利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个是法定标准，一个是事实标准，比如说联盟的模式，联盟的模式里边又分为封闭标准和开放标准，开放的标准如果可以通过国际认证的话就可以成为法定的标准，比如说目前的闪联就可以变成一个国际的标准。标准组织可以把技术拉入到这个组织里边来，通过第二个协议，可以让这个标准的使用者使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它是包含着专利技术，所以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是知识产权的一个，知识产权是标准的内容，标准也是利益分配的一个工具。

我们也认为标准的制定可以带来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要防止的是标准和标准专利被某些企业用来控制产业，成为实现市场垄断的工具。标准涉及到的利益分配，比如说公有标准和私有标准，目前的趋势来看，私有的标准越来越多，但是无论是公有标准还是私有标准都有可能埋藏了大量的专利权。单一标准往往意味着对市场分配的一个竞争，比如是从企业利益来说，可以通过三个形势来出卖自己的知识产权。从国家利益来说，同时这个标准会影响到国家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国家的创新体系，这是一个企业制定标准的一个流程。然后企业和标准的关系有三个，有六种组合，目前中国主要是标准的使用者。

技术与标准的区别，我们认为技术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标准就相对比较复杂，标准影响产业。技术虽然是有合同法的保护，但是可以学习和模仿，以及标准中的专利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目前通过标准来控制产业的发展。技术往往可以有一个替代品，但是标准往往难以被挑战，一旦建立就会被锁定。我们现在看一下发达国家的标准战略。我们认为就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加强对电子商务的一个保护，政府跟企业协同来制定对外政策的制定，他最近发了一个报告，对中国进行诱导，认为中国不应该制定自己的标准，日本从02年开始，开发了知识产权的战略纲要，包括知识产权的推行计划，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从技术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我国的政策标准存在了一系列的缺陷，对国际的规则有很深的透视，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目前是采用国际标准，或者是参照国际标准，那么往往就直接把国外的一些标准拿过来用，或者把国外的一些专利带进来了，这样造成了一系列的专利陷井，阻碍了我国标准的发展。同时我国目前的标准缺乏一个机制，政府的政策空间有限，同时经费也不足，所以我国现在重视采取国际标准，也同时注重政府主导，有这个标准制定标准文本，轻知识产选的一系列的问题。

标准可以出现产业的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技术的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是标准运作的基本模式，标准是利益分配的工具，涉及到标准的拥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也涉及到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标准的发展从技术时代进入到标准时代，从技术战略发展到标准战略，我国目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制约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们认为目前这个标准，其实是旧全球主义的标准趋势，表现在知识产权和标准有一个真正融合，我们前面讲了标准是公共利益和私有利益的结合，那么标准往往是仅仅是为了达标或者是兼容，那么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一个国家的标准化体系是相对分离，标准时代以后，现在的标准化往往就是意味着能否进入这个市场，要么进入要么排斥，所以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他的标准化政策越来越纠缠在一起。

表现二就是国际标准组织在推广标准，但是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国际化的标准相当于法定标准，他有相当大的推广动力和强制实施，实际上这些国际组织目前是不强制推行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得到了国际标准组织的认可，无疑是推广上的一个成功。在这样一商业谈判当中，这个标准联盟往往处于谈判能力强的位置，会向标准联盟倾斜。那我们对这个的看法就是，既要承认和认同这个标准的规则，也要看到对这个产业施加的各种的方面。

第三个我们按照标准的主导能力，我们分为四种模式，比如说欧洲是聚焦模式，韩国和日本是采取追随的战略，其他的国家有可能被瓜分这样一个位置。美国的多元模式，政府的主导能力相对较弱，但是近几年他在加强这个优势，实际上发达国家也是关心本国标准的制定，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刘双桂作主题报告）

然后就是IT的各个领域，我国参与比较少，像华为，大唐一些企业在参与。他们的手段就是通过市场的垄断来建立标准的垄断，通过标准的垄断来巩固市场的垄断，然后全球化和公共利益是表达合理性的一个意识形态。他们通过标准里阻碍后发国家进入国际市场，通过标准来掌控后发国家的路径。

美国最近发了一些报告都是反对中国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标准，他们从来不提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做标准，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旧全球主义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危害，旧全球主义是一个不合理的秩序。旧全球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封闭的体系。我们认为一个是封闭的民族主义，另外一种解决使标准的垄断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对全球的产业施加过分的控制，这就是旧全球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危害。

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有认为，目前随着复杂标准时代的来临，旧全球主义也开始终结了。比如说信息产业，这个时代主要是以IBM为代表，他的决定因素是技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就进入了标准时代，标准开始起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时代，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决定因素是标准，是规则和市场。 我们认为到了2000年以后，现在进入了复杂标准的时代，有多种因素开始对标准起到作用，代表有3G，数字家电，还有闪联。像3G可能涉及上千的专利，1394有1千多项专利，同时可能涉及到上百家的企业，单个企业要控制这个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开始呈现了一种复杂化的体系。

第二个就是多个因素决定标准，大的市场容量和联盟的能力政府的支持都开始连向标准。同时一个产业有可能有多个解决方案同时并存，因此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标准。比如说像02年的多巴会议开始质疑这个体系。所以我们认为未来的标准应该是由综合实力决定。全球化的声音也会促进这样一个旧体系的一个终结，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需要一个标准，也不仅仅需要一个企业，也不仅仅需要一个声音，他可能需要世界的每一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推行了全球化，而不是阻碍了全球化。复杂标准时代的来临，呼唤了新的时代的来临，因为技术的复杂性，旧全球主义将逐步被新全球主义取代。

下面我们开始讲新全球主义的标准秩序。新全球主义在促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会促进市场利益的发展，同时可以使得技术的创新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通过是以合作为主，新全球主义相对来说是一个多极的，开放的，提倡竞争的一个体系。我们认为新全球主义的优势，主要是通过标准和垄断，实现公共利益的均衡。比如说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在垄断和竞争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但是却没有一个国际政府来干预他，来保持这种均衡，因此可能会危害这个标准秩序。发达国家在本国是积极的保持这种均衡，但是他却积极为自己国家的垄断巨头开辟全球化的道路，输出垄断，所以我们认为在国际标准秩序，它的垄断和标准的均衡，只有后发国家的参与和制定标准才能实现。通过参与和制定标准，实现公共利益和私有利益的发展。我们认为新全球主义是一个新的秩序，他强调标准也应该在垄断和竞争之间均衡发展。同时改善全球经济体中存在的低效应。

后发国家它的本土产品的价格的下降都是因为本土竞争者的兴起，我们认为标准也是这样的。后发国家制定的标准的诱惑非常大。这不是政治，而纯粹是经济帐。如果开始收益很小，风险很大，但是慢慢的收益很大但是风险很下，所以慢慢的还是会反过来。所以我们认为后发国家要制定标准的话，这也是一个发展。不仅是专利费的收取，更多的是为国际高科技市场提供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大唐的标准，闪联的标准，如果成功了肯定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这里建议，第一点，首先是因为他积极参与WTO这样的平台，利用这些标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同时利用相关的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来促进规则的发展。另外后发国家要制定标准，一定要开展合作联盟，通过联盟来谋求国际垄断，后发国家往往市场不是非常大，所以应该促进本国市场的成长，更重要的是要调整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政策，来构建一个政策空间。那么后发国家的企业也是应该这样制定标准，首先这是学习标准最好的解释。同时我们认为有利于降低国际巨头收取税的能力。比如说高通公司的专利税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大唐出来以后，他的专利税就会控制一下。同时我们认为在中国后发国家要制定这样一个标准，像闪联标准，一开始出去来的时候，觉得中国没有必须做标准，慢慢的他们也开始理解了，现在有很多国际企业也开始申请参加这个标准。

后发国家的企业制定标准有四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时机的选取。后发国家企业制定标准可以选择一个专利战略和标准战略的组合，可以选择追随标准和主导标准的一个组合，可以选择制定基础标准或者是应用标准，你可以参与这个应用模式的研发，或者是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同时后发企业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必须要强调一个联盟，实际上在复杂标准时代，运作标准是运作联盟。实际上跨国企业在标准的开发，制定运作的过程当中都派了大量的人参与，所以后发国家参与标准制定必须加强技术联盟。还有一个一定要制定市场导向。最终影响产品的都是消费者，所以要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政府同时是一个利益的相关者，或者是最大的买家，闪联就是提出了一些标准，也受到了政府的一些支持。

第四部分我们讲到新全球主义的一些标准秩序，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标准的垄断来改善经济系的项目。后发国家从公共利益，基础利益和安全利益都应该参与标准制定，后发国家的企业也应该参与，并且政府和企业市场必须密切的配合。第五部分我们讲一下中国的标准战略。一种是市场化技术的思路，像日本的NEC在北京有一个芯片生产，全部拿到马来西亚去封装，他的软件卖到中国来，他会在外面加一层。另外一个是制造大国的思路，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虽然没有中国的制造是有优势的，但是未来很多的产业当中实际上是跨国企业占有垄断，实际上是跨国且在中国占有垄断地位。同时技术是中国的劣势，这个观点也是站住脚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个研发中心，所以制造也没有想象中的优势，技术也没有想象中的劣势。第三个企业的思路也是有问题的，中国有许多大产业，但是中国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我们引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应该通过新全球主义的战略，中国有以下一系列的优势，使它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比如说目前通信产业的转型，同时多网融合，中国技术实力这些年还是在提升，比如说联想，华为，许多中小企业，他们的创新势头也很猛，同时中国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能够支撑这个标准，达到一个规模。另外中国也有自己的制造优势，同时虽然基础相对欠缺，但是人才非常的充足。中国要制定自己的标准也必须采取联盟的战略，比如说联合日本和韩国来对抗欧美，中国现在数字家电的标准都是日本和韩国共同联合来制定。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调整政策，保护自己的市场，发挥企业的能量。首先要实现主导思想，要促进国家产业研发政策的协调，同时要制定反垄断法，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在标准上强调企业主导，通过企业创新体制和国家创新体制的良性互动。同时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优势，因为很多的标准都是推过行业制定的，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这样对他提高国际竞争力也有很多得好处。

那么中国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比如说闪联有跟联想的研究院，还有TCL的研究院，中国有许多的标准存在危机还是因为自主的研发能力必须提升。还有一个必须建立联盟，这也是闪联标准的一个经验。他们目前与韩国，与日本建立一个共同的联盟，通过联盟改变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采取应用导向。还有一个应用趋势，就是目前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市场很大，应用技术导向的标准可能更容易成功，比如说闪联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应用导向的标准。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它有可能会打开一个巨大的产业。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标准，包括视频的标准，DVD的标准，闪联和WAP的标准。

中国的市场化技术比较优势，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问题，目前ICP的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中国也有一些优势可以实现这个标准化的制定，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以政府的支持为后盾，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目前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标准，如果能够成功，围绕这些标准将会出现一个经济的腾飞，中国标准的成功能够带来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实力的提升，从而实心国家创新体制，国家知识产权体制和标准化的创新。我们认为目前已经进入了标准时代，标准已经成为了新的核心竞争优势。新全球主义是一个垄断和竞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中国目前存在一个中间的地带，要么上升，要么下沉，那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必须通过标准的崛起，来实现产业的崛起，通过产业的崛起实现经济的崛起，通过经济的崛起最后实现和平的崛起。谢谢大家！

（三）与会者发言讨论

王俊秀：下面我们请高红冰先生做一个发言。刚刚又到了两位，一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朱彤博士，一个是法学专家杨华权先生。高红冰先生一直在对我国的信息产业政策做长期的研究，那目前他也在产业届积累了一些经验，他最著名的是在三年前对美国的信息革命做了一个考察报告，这个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今天请高红冰先生给我们进一下国内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标准，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这么突出，而且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高红冰：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标准问题，我是最近看到这些问题是在网上也好，在报刊杂志上讨论得非常的热闹，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其实尼古拉旁蒂他讲了3G，也讲了WAPI，我认为当时WAPI当时没有结论，我想今天我会介绍一点我的看法让大家可能更清楚的看到为什么会这样，还会出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同样也会有不同的结论出来。

第一个我想先讲一下和平崛起的这样一个背景，首先今天这个报告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提出了新全球主义，到底里边的内涵是什么，我想讲第一个，中国和全球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的问题，这个是去年提出来的，后来在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出国访问的几次里头，就开始在正式的场合里边开始讲，怎么评价这样一个理论的提出，其实根本的背景是中国的工业化背景导致的，从7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中国持续进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25年保持了8－9％的增加速度。所以国际上所有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找到一个东西来证实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中国25年可以保持持续的高增长，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影响到这个进程，所以现在大家预测，如果过去25年可以这样，那么未来25年是不是也会这样，没有人提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证明做不到，那么过去已经找到了。所以现在中国加入了WTO都在支持这样一个看法，如果这样的看法成立，那么就意味着10年翻一番，那么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都会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去增长，那么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标准问题无非是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个分支而已，所以和平崛起的这个根本的产生。

为什么是这样，8％－9％，我们今天是1万亿美元左右的GDP，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去推测，过40年中国有可能达到美国的GDP。但是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中国今天占全球GDP的总额6％，消耗的能源和材料将近30％，所以这样的增长是不能持续的。所以大量的工业化进程带来能源和材料的消耗，根本跟不上，所以中国就会到国外去买石油，去进口煤炭，你去进口这么多的时候，在传统的国际竞争的情况下，你相当于就把人家的东西占为你的经济循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地位要发生改变，所以和平崛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这样一个问题，会变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是未来10、20年经济问题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中国也是信息大国的背景，在去年信息产业部的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提出，中国要向一个信息大国向信息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去转移。现在有很多的数据可以证明我们是信息大国，比如说我们的信息产业的GDP已经占了全球的第三名，我们的手机用户是2.8亿，到年底可能会到3.5亿，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信息技术产品的生产，加工，制造，已经在全球的IT技术领域里边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那么其实背後是有标准问题，有技术问题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东西都会跟这两个背景相关。

第三个，怎么来看在过去的50年里头，信息技术的发明，发展，到变革，到今天，到未来得20年，简单的讲应该这么来评价，从1946年发明晶体管开始到80年代PC的工业革命产生，为什么是80年代PC工业诞生，80年代导致了计算机大量的进入了家庭和办公室，这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非常深化的一个过程，CPU的发明变成了微电子和集成制造，后来大家可以看到用标准和技术专利所构筑的企业intel，这个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能继续保持一个领先和垄断的地位，是因为半导体的发明。

然后后来的IBM，和惠普，大家都知道PC的工业革命在8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所谓的有一个纵向分工的一个垄断的分工，原来是IBM一家垄断市场，后来变成大家分工，芯片的制造和操作系统和下面的应用软件，包括这个PC的制造业大家做是一个完整的重新的分工，intel就定位在做芯片去了，IBM定位在做品牌，做服务，联想，海尔这些做家电的制造，上面产生的公司就是微软，因为它推出了视窗这样的技术。微软的根本驱动还是在软件的操作系统上形成一个垄断地位，这个垄断的形成完全是靠市场的驱动，应用软件的开发形成的。这是微软的产生。那么在互联网发明以后，大家还看到，90年代开始互联网普及到家庭，普及到办公室，在90年代，美国的企业和政府对于IT设备的采购提高了几个百分点，那么驱动的后面就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增加带来的。那么新的标准又在形成，背后有几个主流的东西，首先是互联网的协议问题，没有一个公司利用或者是占有了TCIP协议，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真因为没有一个公司占有他，所以互联网爆炸了，那么微软也在利用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很快他的调整战略在跟进。那么互联网普及里头带来了几家公司，雅虎，也好，或者是今天的GOOGLE也好，这些公司背后也没有标准，如果一定要去讲标准，他不是技术的标准，是一种服务模式的标准。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宽带和无形技术。在这几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专业技术的应用，和标准门槛的沉淀，一定会在这个阶段里同时形成。其实在无线技术的普及里头，大家都知道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公司，那么今天他们都在主导这个市场的发展。所以真正的专利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标准的形成也好，就是在这些大公司和利益集团的主导下，用技术产业和标准的互动所形成的，不是政府主导的。不是政府控制的。这是过去的50年，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所以如果要背离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去形成政府主导的标准，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很可爱的，但是成功率是很低的。
第四个观点我想讲几个问题，就是刚才报告里头提到的大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专利的形成，为什么今天在面临到3C也好，6C也好，对我们大量的起诉，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投入本来就少，我们的技术的路线采取的都是抄袭，拷贝，模仿，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打补丁的工作。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你是后发国家，所以当发达国家，或者先发国家形成一个巨大的技术的专利的垄断，所以你只能应用层面去打补丁，只能去拷贝和模仿，但是这样的标准从根本来讲你是站不起来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形成国家的标准体系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我们的角色是缺失的。刚才的报告里头提到，我们的参标，我们的采标，也是没有办法的，后发国家只能采标。像DVD一个巨大的市场要起来，大家都在等着拿出自主的标准和自主的专利技术来武装，但是等了几年拿不出来，但是用户等不起，用户要使用，那么后来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DVD－C，DVD－T数字电视的地面标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地面标准这部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也在研究这套体系，也在研究自己的专利，也有自己的工作小组和核心的公司，也投入了几个亿的钱，那么会不会成功，大家去看，这个事情会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在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的支持下在操作的。所以我说标准体系的缺失，主要的不是说国家的标准主管部门就可以做得了，是我们在后面的技术发展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创新所依赖的产业公司，我们没有存在，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是靠一个研究科研体系所形成的一些技术，向用这个东西形成标准是不行的。技术必须要产业化，产业化必须要进入用户里，才可能形成标准。而我们想在技术研发的前期，用科研院所的成果就想成为标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标准体系形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面的产业公司和技术自主的专利太少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真正今天对我们在专利许可，或者是技术标准方面，形成影响的，无论是DVD，或者是其他的产品设备，其实真正影响到我们最大的是外销市场问题。比如说现在讲了DVD，DVD70％外销，你所使用的DVD的专利都是国际大公司的，如果你不外销他可以卖得很贵，你不外销你卖得很便宜，按照WTO他肯定要给你诉讼，但是实际上DVD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一定没有交够专利费。所以专利问题如果真正对于中国来讲，在产品的销售上，主要是外销市场的问题，内销市场的问题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反垄断法的相关的法规正在制定当中，所以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外销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你的产品进入到了一个，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非常严密的体系当中去，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在97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研究报告，是一个美国华人写的。是社科院的一个教授转给我的，当时我在政府工作，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我就看到这样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在后面揭露微软在95、96、97年这个期间，当时有反微软的联盟，另外一个体系就是微软这个体系，当时斗争得很激烈，这个报告其实是反微软联盟的一个角度，给中国政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中国政府在对微软这样一个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要采取一些限制，或者是一些管理的市场控制的手段。他当时算了一笔帐，假设我们购买一个Windows的操作系统要2000块人民币，如果中国PC的普及，或者是互联网用户的普及，达到了3－5亿，那么相当于中国要购买微软的操作系统3－5亿套，按2千块来算，如果按1亿用户去算，那就是2千亿。如果有1亿套的操作系统被卖出去，那就是2千亿的市场，在当时来看，这就是一个山峡工程。如果微软用这个专利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就可以换取一个巨大的产品销售的渠道，一个财富和利润。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实际上没有发生。今天微软在中国的销售额，每年可能也就是几亿人民币。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为什么？这个跟背后的标准，知识产权的政策和各种各样的盗版这些都有相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其实同样的产品，如果你把帐都算完都是天文数字，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就是DVD，他们在标准报告里头，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也讲的DVD的一些描述，我不一定同意你们提到的一些基本的看法，DVD这样一个产品，实际上我们自己真正对DVD投了多少钱，去开发这个技术，或者想形成一个标准，你仔细的去问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再去问一下DVD联盟后边的这些企业，在过去的十年投了多少钱，其实这个答案就已经出来了，所以说DVD可以形成未来一个自主国家的标准，不可能。我就把结论下了。不可能。怎么会可能呢？只有一个可能，什么可能，不用这套规则，换一套规则玩。大家都知道在保护本土的市场上，韩国是做得非常好的，韩国做了一件事，在90年底末期，他把所有进口的冰箱到韩国的，他搞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必须在冰箱里头加一个泡菜坛子，他说这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好所有的冰箱生产厂商都必须装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专利被韩国自己的公司早就研发好了，全部注册完了，所以不得不去买这个专利，当然这个专利不贵，所以不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如果EVD要成功，就是打补丁。关键的问题是南方的DVD是整个台阶性的换掉了。所以按什么思路形成自己的标准，如果没有技术在后面，技术的产业的支撑，这个标准的形成就是沙漠上盖房子。所以你必须要解决投入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用中国本土的公司，形成产业化的公司，来投入研发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个短期问题，不是偶然建一个体系就可以解决的。

第五个方面，我想介绍我讲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什么，解决一个先发国家后发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解决一个先发国家后发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工业革命根本的进程背后是殖民过程，工业技术的输出，包括对资金的输出，包括对军事力量的输出，所以实际上在当时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那么蒸汽机的发明后来形成了福特汽车。那么信息革命的过程也是一模一样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继续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资源、以及知识的这样一个转移过程。通过外国的投资，能够去控制，竖立一些门槛以后，把你的财富转移走，做国际化的分工，永远是这样的主题。所以过去是用军事力量去做殖民，去做地理的地域的划分，今天解决用知识、技术、专利、标准、对外投资去形成。甚至用国际金融市场，就是全球化去直接把钱拿走。是这样一个实质。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你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根本。我们真正要考虑的问题，从国家的标准战略的角度，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出路和战略无非就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技术投入是本，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作和联盟，应该作为主体，而不是政府主体，第三个政府的主导和组织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第四个方面就是核心的问题在现在面临到这些重大的专利里头，我刚才也讲到，EVD跟DVD，WCDMA和STCDMA，包括刚才讲的DVD－C这些，在这些众多的标准里头，我觉得要有所选择，策略上应该选择1－2项，你有可能做比较大的投入，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是意义信息大国，我们有这么多的用户，尽管我开发了这些市场，但是用户是在我的本土的市场上，他总有很多的习惯是不受国际公司随时可以控制的，你利用这样的8千万的用户，到08年互联网用户达到2亿，那么意味着在互联网上面所形成的标准，有可能是人多的来形成的，因为互联网是投票，是民主的，关键你怎么组织。可以做的文章很多，路很长，中国绝对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我们选1－2个突破口，然后要有好运作模式。

为什么要把intel这些国际公司排挤在外呢？为不能不拉进来了，我可以让intel在国内注册公司，跟本土化的公司来玩儿，总是有策略的，所以很好的一个策略，是WAPI成功的一个关键，WAPI的方向和想做这个事情没错，错在操作上，不当得操作方式和时机。谢谢。

（高红冰先生发言）

王俊秀：接下来每为嘉宾最多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刚才高先生从历史演变来讲了一下在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开放和封闭是一个抉择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产业，市场标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也讲到了中国目前的四个缺位。而且他也举了大量的实例，这个对我们的报告是有益的补充，而且他也讲到了标准的制定在整个信息革命当中，是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的一个巨大的竞争，然后他也类比了从工业革命时代和信息革命时代的一个类比。那么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体制，和整个的政策这些东西，下面我们请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张路雄先生讲讲他的看法。

（主持人王俊秀先生）

张路雄：我感觉这个报告是写得不错的报告，里边有大量的事例，而且有比较多的分析。讲得很是不错的，而且对于这么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从文字表达来讲，一个外行人也可以看懂，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还是不错的。因此我也很赞成，这个报告所以要写，是针对全美亚洲研究所搞的报告，所以这个呼吁我基本是赞同的，我认为是一个很必要，很及时的一个报告。一个民间的研究所，来讲这种话，我很支持。但是我也对这个报告提一点不足之处...... 我觉得中国能在中美贸易的谈判中，把WAPI这个标准作为一个砝码来运用，虽然现在这个标准的实行被无限期的推迟了，但本身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是我们中国在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贸易谈判中的重大砝码，我觉得本身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本身要看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先进，说明我们这个东西是很有力量的，我不是业内人士，我是觉得本身这件事情说明我们这个标准确实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另外我有一个建议性的东西，我是因为一直搞政策研究的，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咱们因为是民间的研究机构，所以跟政府的政策部门不一样，来了科技部的，希望能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能够改写成政府行为，3千字左右，把情况，问题，和一些政策建议写得更清楚一些，变成我们国家领导人案头上的东西，人他们有所批示。这样对推进我们这项工作，从另一方面可以起一些大的作用。另外在政策建议里边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一个是要发挥协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要加强这个方面，现在协会起一些作用，但是远远不够，中国的协会组织，为不能起这样的作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在里边发挥作用是有限的，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很多企业有过渡竞争的倾向太浓，合作的倾向太少。我们现在很多行业里边的竞争太惨烈了。咱们看看中国现在高度发展的行业里边，普遍存在着过渡竞争，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不够，另外跟文化也有一些关系，我觉得政府和舆论分析都需要做一些工作。我看很多国外的企业在这些方面，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他们整体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是非常强的，中国的企业要想进一步在世界上发展，我觉得协会在标准的制定当中一定要发挥作用。

另外一点建议就是说应该在世贸组织的谈判提出这个标准问题，尤其是国际标准组织的这种结构，组织原则。要作为中国在世贸谈判中需要提出解决的一个问题。要发表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的推进方面有一些作用的。还有一点咱们现在这里边的理论色彩浓一些，这个报告已经形成了，而且现在在发布，实际上我不用说太多的理论的东西，我只要提出一些观点，把一些事实，有一些观点就非常有用了。我就说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王俊秀：谢谢张秘书长。张秘书长也谈到了整个中国企业要做横向的整合，我们发现家电业和PC业目前在信息终端的领域的确是有互相融合的趋势。目前中国的一些一流的家电企业，像联想这样的，PC级的厂商也在做，所以刚才报告当中提到了一个闪联标准，就是在数字家庭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运作的东西，他们做得还是可以的。下面我们请人民大学的教授周业安先生做一个点评。

周业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我不是太懂的技术性的讨论。我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看这种标准问题。事实上关于标准问题在经济学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新兴的学科叫网络经济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标准。刚才王总也谈到他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感到像一场战斗，那么经济学里边本身是把标准看作战争。当时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也看到我们终于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民间组织开始起来呼吁这个问题了。中国不是没有标准，以前企业都有标准，我们讲企业有一个标准化管理，但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标准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标准它的重要性，大家开始注意的时候它的前提是什么，这需要两个前提，为什么我们现在缺乏标准，这与前提有关，标准重要性的出现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企业规模，当企业的规模很小的时候，谈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小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投入来开发技术，所以也根本看不到标准的重要性，第二个就是市场容量，当市场很小的时候，谈标准也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搞一个标准的时候，投入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市场很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回报的。所以前提是市场容量和企业规模，那么这两个前提，事实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市场已经具备了，首先我们的市场容量很大，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比如说联想这样的，电信我们很多的电信公司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那么在开始进行标准战的时候，我们的前提已经具备了，那么现在来标准的作用在什么地方，比如在经济学里边，标准就意味着两个，一个是高附加值，第二个就是垄断，因为在经济学里边，只有垄断是有超额收益的，没有垄断是没有超额收益的。

那么标准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网络效应，第二个就是赢家通吃。那么这个报告本身来说，它的重点的问题，我归纳成六个字，第一个就是参与，第二个就是联盟，我们如果要参与的话，我们采取联盟的方式，第三个就是策略，这六个字，可以构成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个参与为什么重要呢？我们有了标准，我们可以到这个网络当中去玩儿，如果不参与的话，现在很多的企业不愿意参与个标准，不去玩儿，那么别人就会采取很多的手段来限制。如果联盟不去干，那么是肯定不行的，我们必须结成联盟才可以进去玩儿。本身标准作为一种策略，不管这个标准好还是不好，我把他作为一个裁判的筹码。在具体的标准下面我们有一个选择的策略。那么报告里边这三个主要内容，如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报告的话，可能还缺少一些内容，我概括成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报告没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数据来表达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后，在标准帐中的估算。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过去主要是讨论FDI的问题，我们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标准帐，那么这个帐到底是多少。在这方面如果作为一个战略报告的话，我们也一个很详细的数据的话可能会很有说服力。第二应该有一个很详细的策略，可以是兼容的，也可以是不兼容的，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不开放的，那么针对不同的策略，我们需要选择，到底采纳哪种标准。这些策略是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标准来选择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选择，是兼容的，还是不兼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组建联盟的一个基础，因为策略本身决定了联盟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标准的时候是有技巧的，这个技巧就是策略。第三个解决关于政府的作用，这个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我们的报告里边也应该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地位，我理解标准应该是市场的，由企业自己自发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两头，一是技术薄弱，我们的技术研发很落后，那么这些东西让企业去投其实是很困难的，还有一头是具体的产品，所谓的反垄断法的问题，那么反垄断法是政府管制，不是讲标准，政府管标准，因为标准是一个国际市场的通行标准，你是管不了的。所以我们讲政府管制应该是管两头的问题。这是一个应该明确的一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解决具体的应该给出一个参与的模式，就是我们参与是有很多种模式，我们单个企业可以去参与，联想在PC机里边有足够的影响力，那我可以参与到PC的联盟里边去，或者以一个协会的形式去参与，这些参与的模式有不同的模式，我们也应该给出不同层次的标准，应该有不同的参与模式。最后一个就是国际联盟的问题，任何的国际贸易，任何的自由市场背后都有一个政治力量，如果离开政治贸易就是空谈，如果我们选择了贸易谈判技巧的时候，那么贸易就是非常重要的，本身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那么在国际上有个策略问题，那么我们肯定就需要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可能需要这几个方面，包括一个很具体的说法，那我们这个报告才很有说服力。谢谢大家！

王俊秀：谢谢周教授。他对我们的报告做了一个总结，主要就是参与，联盟和策略，这三个方面，的确这份报告也是比较仓促的，我们做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以后也想和产业界和企业界建立一个密切的联系。另外周教授对政府的定位也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那么下面请仲大军先生做一个发言。

仲大军：谢谢。我最近这几天看到这份报告，确实一开始，我还以为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现在我知道你们是一个民间背景，我感觉非常的振奋。的确我想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有些部门可能不一定写出这么好的报告来。讲技术，讲专业我是没办法，我只能从大体上，有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谈一些感触。我发现亚洲研究所的作者是美国大学的政治学老师，他这个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是一个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写出这样的文章，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刚才有一位先生谈的，这里边涉及到很多政治的问题了。所以技术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和和平崛起是紧密相连的，我看了你们的报告以后，我一下子就和我最近思索的很多问题联系到一块，中国的所谓的和平崛起，不仅在经济方面，包括在技术领域的利益冲突都连成一片了。现在很厉害，我最近想写一篇文章，针对中国的当前的整个外交形势，因为现在来看，中国的外交走过了20年的黄金时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我们改革开放20年，和美国当年结成了反复联盟之后，现在已经很艰难了，现在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冷战时期实行的几十年的遏制又开始形成了。并且现在是美国一个大的整个战略，你看现在把中东整个拿下来了，全球的一种遏制形成了，这是对战略资源的一种垄断和控制已经形成了。

（周业安先生发言）

王俊秀：谢谢周教授。他对我们的报告做了一个总结，主要就是参与，联盟和策略，这三个方面，的确这份报告也是比较仓促的，我们做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以后也想和产业界和企业界建立一个密切的联系。另外周教授对政府的定位也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那么下面请仲大军先生做一个发言。

仲大军：谢谢。我最近这几天看到这份报告，确实一开始，我还以为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现在我知道你们是一个民间背景，我感觉非常的振奋。的确我想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有些部门可能不一定写出这么好的报告来。讲技术，讲专业我是没办法，我只能从大体上，有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谈一些感触。我发现亚洲研究所的作者是美国大学的政治学老师，他这个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是一个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写出这样的文章，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刚才有一位先生谈的，这里边涉及到很多政治的问题了。所以技术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和和平崛起是紧密相连的，我看了你们的报告以后，我一下子就和我最近思索的很多问题联系到一块，中国的所谓的和平崛起，不仅在经济方面，包括在技术领域的利益冲突都连成一片了。现在很厉害，我最近想写一篇文章，针对中国的当前的整个外交形势，因为现在来看，中国的外交走过了20年的黄金时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我们改革开放20年，和美国当年结成了反复联盟之后，现在已经很艰难了，现在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冷战时期实行的几十年的遏制又开始形成了。并且现在是美国一个大的整个战略，你看现在把中东整个拿下来了，全球的一种遏制形成了，这是对战略资源的一种垄断和控制已经形成了。

我们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恶化，这种利益的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现在在技术方面也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在这么一种环境当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是不是能走向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的时候，把我们20多年经济建设的成果，就彻底的拉下去了，我们今天是不是面临着和当年洋务运动以后所面临的遭遇，搞不好又是一场未来战争。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要想什么政策的问题，来和国外真正的实现和平的发展，和平的崛起的问题，这不是理想主义的问题，这也不是一句空话。我感觉到首先我们搞政策研究的人，我们要避免过去的一种冷战的思维，或者我们适当的减弱一下我们本身所潜在的很多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们在未来新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先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先不管美国怎么说我们，先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带着一种融合，一种和平的各种方式，通过合作主义，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想和理念，我感觉到这个问题，今天你们的报告写得好象内容非常好，思路很好，但是就是非常值得要探讨的问题，新全球主义问题，从你们技术界先提出来了，非常好，可以扩大到我们各个领域。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敢多说，我就谈这么一点意见。总之我感觉国际环境是很危险了。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很严峻。

王俊秀：谢谢仲大军先生。仲大军先生主要从战略大国崛起的矛盾来阐述技术标准的重要性，而且整个从外交和历史的角度又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又面临新一轮的洋务运动。

仲大军：当年德国崛起的时候，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打得你死我活，以两场世界大战为结果，所以就今天我们中国更麻烦。

（仲大军先生发言。左为张路雄先生）

王俊秀：对这个问题，我们请杨冰之先生也做一个发言。

杨冰之：今天因为姜奇平先生去上海了，他对这个会议非常的关注，他的主要观点就是，第一是赞成这个报告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必须把开放和自主统一起来。第二个是要广泛建立战略联盟和技术统一。第三个是技术问题和安全问题要联系在一起。安全问题是特殊问题，国家有全制定强制标准。第四个主张坚定不移的实行标准化信息强国，继续推进WAP。

在目前当前我们必须要制定标准，要看到制定标准要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基础，我们的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以前比如说黑龙江的企业，他们要制定一个标准非要跑到北京里开会，现在不用了，所以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基础，来制定这个产业的标准。第三个标准要体现国家的意志，比如说刚才谈到韩国的CDMA的问题，就是和国家的意志相关。还有目前产业的转移，全球化经济到来的时候，还有整个产业的革新换代，为我们中国整合标准提供了一个机遇，使我们以前的旧标准要打破，新的标准就出来，然后中国可以参与进去。当然我觉得技术和标准是不是成为将来中国整个经济或者社会竞争力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的问题，中国一定要发挥中国在文化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很多人认为，21世纪的管理，可能中国要出大企业，可能靠管理来出大企业，而不是靠技术来出大企业。

（杨冰之先生发言）

王俊秀：刚才杨先生把技术标准扯到了文化产业，技术标准之后的问题了，比较有前瞻性。下面请科技部的同志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什么政策。我们也听听中央的声音。

胡博士：今天我们是来学习的。因为从科技部来说，比较关心标准问题，从01年开始，科技部在国家的重大计划当中，就实施了三大战略，所以目前我们都明确了专利的导向，明确了人才的导向，也明确了标准的导向，应该说科技部对这个问题一直是非常的关注，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非常欢迎这样的报告出来。也非常的关心这些观点，因为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说标准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发展要不要自己创新，我们走了这么20多年高速增长的道路，有一种声音认为，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或者说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科技跟资本跟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自由的流动，所以我们是可以什么都买来的，认为中国可以忽略自己创新。那么既然可以忽略自主创新，更可以忽略标准了。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奢侈的游戏。所以我们认为是不是坚持标准，国家是不是要坚持自主创新，是不是要坚持科技立国。实际上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它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他不能比照亚洲的一些小国家和拉美的一些小国家，中国的特性首先表现在，他跟世界上的大国有根本上的利益冲突，所以不可能买来尖端的技术，实际上我们现有的尖端的技术都是靠自主创新，从建国以来的50多年，一个根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自主创新，什么时候我们就能拿出先进的东西来。同时尽管我们取得了高增长，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值得自豪的，但是我们的资源消耗情况，环境的破坏情况，以及对外资的依赖情况，使得我们存在一个三高的模式，高投资，高投入，高消耗。所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想进一步的明确国家的标准战略，实际上是落实国家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标准问题，自主创新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牵扯到我们中国能不能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

当年拉美国家就是由于接受了这种华盛顿共识，陷入了今天这种困境，尽管他们的GDP很高，但是他们没法跟西方进行抗衡。没法占据一定的优势。我们今天还面临着台湾问题，同时一个金融危机，就把整个地区的经济情况搞得天翻地覆，所以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有技术上的独立，没有技术上的独立，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更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中国现在提出来崛起，那么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民族的崛起，或者是国家的崛起，首先要体现在科技的崛起。我们现在提的大量的问题，从根本上来看，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关心科技进步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引领作用。从近代的世界文明的转变来看，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到美国，凡是世界文明中心，哪一个不是世界的科技中心。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具体的产业制度方面，还是没有体现科技的支撑作用。体现科技的关键作用。所以这点来说，我们认为标准的问题，也是扭转我们现在这个发展模式，找准我们的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再有我们想把标准的概念应该作为为国家聚集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去年年底中央也召开了全国人才会议，我们现在在讨论人才问题的时候，讨论人才流失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的高层人才，在国内没有一个自己的独体的人才发展循环，我们没有一个产业的主导权，我们一流的人才为什么会流失，这个是我们体现人才是第一资源，体现人才是强国战略的重要作用。因此标准战略它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报告里边还可以再进一步体现，围绕中央的一些重大的举措，实际上中央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都已经出台，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对中央是一个很重要的响应。那么谈到具体的实施问题，实施标准战略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在标准战略上面，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是市场和企业的行为，而是体现国家战略意志的一种导向，真正从国家的层面关注标准问题，这样就会拿出更好的专利政策环境来，这样在国家的科技项目当中体现出更明确的导向，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上更向标准倾斜。同时要真正的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现在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当中，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创新投入还远远不够，这个也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同时要特别重视支持农民企业，因为外企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技术支持。这是他的立场决定的。

国企由于长期的垄断地位，由于领导人的身份，所以他的动机也不强，所以应该支持民营企业的创新，再一个要支持创新的方式。总体来讲这个报告还是很好的。

（科技部官员发言）

王俊秀：谢谢胡博士。下面我们请来自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朱彤博士给我们做发言，因为天则所也是茅予轼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关心。

朱彤：最近我也一直在关注标准这一块，然后互联网实验室的研究报告，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忧患意识特别强，他总是在大家不太关注的领域当中，提出一些问题。所以我感觉在我们国家做一个民营的机构，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标准这块，我个人感觉，对于我们国家和企业来讲，在任何一个领域基本上都是一个市场的介入者，所以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实施的问题，那么标准这个市场，标准有一个特征就是网络效应，他可以扩大经济的效应，国外的学者称之为架构特权，就是我一旦掌握了这个技术，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有很多的收益，实际上是别的厂商给我创造的。但是这个对于后来者是一个市场障碍，过去规模经济是一个市场障碍，但是这个对于标准如果还有标准的技术产品来讲，他巨大的障碍就是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我们讲的网络效应是通过庞大的用户群体，根据用户的选择去关注的。比如说现在讲的大唐的TDSCDMA，他的商业前景一样好，所以整个3G的商业化的市场前景不是这么美满，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启动市场。我们国家从信产部来讲，他反复在强调，虽然可能他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还是想支持这个标准，但是总是想等市场成熟以后再来支持这个标准，但是如果等市场成熟了才来支持这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可能从现状来看就成不了标准，或者成为一个很小的标准，因此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在标准的形成过程中，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于标准这个市场来讲，政府起的作用，我认为可能得根据标准不同的类型和特点来划分。比如说标准实际上来讲，除了有兼容标准以后，还有质量标准，我们这个报告更多的谈的是兼容标准，因为兼容标准的网络效应非常的强，兼容标准的网络效应更多的是，因为大部分是私有标准，大部分是被某一个企业所占有。所以他的动力非常强。那么政府应该起一个什么作用，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主导，而是创造一个稳定的，有良好预期的一个市场环境的一个产业政策，被是左右摇摆。比如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唐接触，他们的产业联盟也已经形成了，但是产业联盟相互之间合作的动力非常大，今天可能中国政府发布了某一个划分3G频普了，那么马上西门子就做出一个反应，过一段时间又停滞不前，所以我认为政府的投资可能不是主要的，而是给一个良好的市场预期，这样的情况下，你政府左右摇摆，那么企业就会发生混乱。我今天投下去了，但是又被市场给抛弃了，最后投资就回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标准上，可能在这点上，政府的作用应该是起到一个通过产业政策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预期。

（姜奇平：我正在虹桥机场等飞机，一边看你们开会，刚才冰之代我发言，订正其中两处电脑录入错误。

杨冰之：今天因为姜奇平先生去上海了，他对这个会议非常的关注，他的主要观点就是，第一是赞成这个报告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必须把开放和自主统一起来。第二个是要广泛建立战略联盟和技术统一(战线)。第三个是技术问题和安全问题要联系在一起。安全问题是特殊问题，国家有全制定强制标准。第四个主张坚定不移的实行标准化信息强国，继续推进WAP（WAPI）。我十分钟后登机，希望会议成功。再会。姜奇平）

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标准的地位，我更认为标准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系统标准，一个是组建标准，比如说TDSCDMA就是一个系统标准。 组建标准来讲，其实政府没必要干预过多，比如说中兴和华为，他们做了很多申请标准的专利，对他们礼说，即使这个系统被别人掌握了，也可以做一些组建标准的创新。即使别人掌握了技术标准，这下面还是有很多。这一块的话，作为政府来讲，一个企业可以也足够的动力来参与这个事情。因为对于这个报告的几个观点我还是比较同意的，如果这中间缺了政府这一块的话，可能企业联盟也好，可能这种产生不了更大的作用，因为这一块，我个人认为，比如我们强调，通过他的创新等等，然后来产生一个推动的作用，这块可能我们讲架构特权，这些可能不是更多的关注。另外我们国家其实一直都不缺市场需求，但是这个市场需求为什么没有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动力呢？比如在美国的话，他的质量升级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所以就会扩大规模，然后提供差异化，通过特色，这由于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数量型的领域，最后就是打价格战。所以你的企业本身来讲，你的制度创造一些障碍，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把不同阶段的很多问题都交织在一块了，比如说知识产权。前一段时间，关于DVD，可能更多的不是一个，我们讲的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而是企业有没有这个能力创新的问题，因为在同样的下面，国家面临同样一个产业环境下的时候，他也有创新。但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企业你没有在高利润的时候，而去自主投资，而且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在启动阶段比较困难，在成熟阶段收获大量的利润的时候，把这个利润投入到下一步的技术创新，那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总要等到打价格战的时候，技术已经衰退了，才发现我不行了。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企业和政策体制方面的问题。

张路雄：我们研究标准问题，是不是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战略方面，一个是战术方面。战略方面我感觉现在最欠缺的解决战略方面，你们提的新全球主义都是带有战略高度的，标准肯定受制于什么国家主义思想等等的影响，每一种主义和思想会影响标准的一种制定。这个层次方面我想应该好好考虑。宏观的和微观的都要考虑。

（天则经济研究所朱先生发言）

王俊秀：刚才朱彤博士主要从标准的类型和特点来划分质量标准和兼容标准，然后导出政府的新的作用。另外一个他又从系统标准和组建标准方面倡导企业可以更积极的进行自主创新，使标准问题更加的深入了。接下来是不是请杨华权先生给我们讲讲。

杨华权：今天我到这里来，也是刚看这个报告没多久，但是我觉得整个报告特别具有前瞻性，就是站的角度特别高。整体上我很佩服报告的撰写者。具体这个报告里边有一些内容，他所谓的旧全球主义跟新全球主义里边的一些过渡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报告里边关于目前咱们这个阶段，是不是属于一种从旧全球主义到新全球主义的过渡，我感觉上论述得还不太够。因为我整体上从去年华为跟思科的诉讼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讨论标准的问题，现在提到标准的问题里边，我觉得这个报告里边也提到，旧全球主义这个标准，是属于个别所垄断的，现在由于新全球主义的到来，关于标准的所有者，这里边可能是为众多人所拥有，但是新全球主义的到来，这个标准的所有者毕竟还是有限的，不管是处于多少个专利，因为专利推广而来，他的知识产权，他的所有者还是属于少数所有人。标准的合法垄断和标准的滥用问题，这个报告能不能在这一块加强一点，就是说这个报告里边没有提到标准的滥用问题，因为我们当初感觉到的就是思科，利用市场的垄断力，强迫大家都要遵守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它又不公开，关于这个我的是一个标准滥用的问题。关于标准滥用，这一块必须要区分开这个合法垄断。标准肯定是享有合法垄断的问题，这种合法垄断跟滥用必须要区分开来。所以报告能不能在这块有所侧重。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的报告里边，也专门提到了规则保障的问题。就是加强反垄断法的制定问题，在去年搞了一个电信法的反垄断法，一种我觉得反垄断法，一方面既要反对跨国公司滥用垄断力量的问题，第二方面，我觉得反垄断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同时咱们国家本身这些大型的企业，他们滥用技术标准的问题。我主要谈这几方面，谢谢大家。

（杨华权先生发言）

王俊秀：谢谢杨华权先生，杨华权先生主要从标准的滥用方面来谈，实际上我们也有，但是不多。主要是从企业如何做标准推广这块。下面是不是请方兴东先生给我们谈谈。

方兴东：我简单的说两点，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技术标准这个问题，我觉得目前最大的核心问题，还是精神上的问题，还不是实例方面，和技术水平的问题，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贫困的根源。在那本书上解决研究穷人为什么穷，真正的穷人主要是精神上穷。但是如果这个穷人不认同自己穷的话，他就可以摆脱这种穷困。所以中国现在就处在一个从政府也好，到媒体也好，到产业也好，都处在一个内在的悲观里头。这个报告本身是希望大家能够摆脱悲观的状态，就是在精神上能够摆脱穷人的精神困境。可能目前最大的困境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自我认识，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中国不管是和平崛起也好，不管是标准战略也好，最大的一张牌就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家基本上把这个已经忘了，包括模仿也好，包括盗版也好，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要过于单纯的为标准而标准，为技术而技术。只要发展起来对技术才是共赢的。在英国的知识产权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像巴西和印度都参与，但是中国就没有参与，然后这个报告到了中国以后，他们认为这是反知识产权的一个报告，发展中国家80－90％的国家都是跟中国一样的，美国是少数的问题，我觉得要坚持自己这个立场，你才能找到根基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是核心是两个字，就是利益，利益必须有自己的立场，现在大家经常是为了标准而标准，基本上自己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敢去支持自己的企业，不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努力，同时很多的让步和妥协也好，都没有从利益的帐上去真正的量化，去计算到底会有多大的损失，可能很多利益是非常大的利益，但是轻易的就放弃了。像DVD，每年就是一个20亿人民币的浪费。所以他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第三个从策略上这种缺失。策略本身基本上咱们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在策略层面上认识。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在这三个问题上内容解决以后，穷人是绝对可以发展起来的，中国还是可以崛起的，中国的崛起我相信首先是高科技的崛起，我觉得中国的和平崛起，高科技是最科学的一个崛起方式。最后目前比较困难，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比如说intel在中国的收入是40多亿美元，那么他整个公司的毛利是70％，他的影响在哪儿呢？中国的PC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市场，所以联想是占了30％的市场份额，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40多亿美元，在300亿的收益里边占了10％，所以这个市场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所以首先还是要解决精神的问题。才能少走弯路。

（方兴东先生发言）

王俊秀：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企业界的代表也到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像闪联的工作组，还有松下电器的也来了，今天可能时间关系，就请刘朝阳发一下言。

刘朝阳：我的一个看法就是不管它的政策环境，还是各方面，这个标准包括相关成员企业的研发都在往前走，然后即使是质检局的44号公告，包括4月份的中美贸易谈判之后，这个标准本身政策环境上的支持，有变数的情况下还是有市场竞争里的，并不是说强加一个很糟糕的。即使说目前这块情势不是很明朗，也有动力。刚才也听到很多前辈对这个标准的推广的很多意见，这个对一些机构和企业来讲，都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唯一的看法，就是如果你一个标准没有受到打击，那么这个标准的价值就不大。如果你的标准是风调雨顺，它本身的意义就比较容易遭到质疑。

（刘朝阳先生发言）

王俊秀：下面最后一个发言者是社会学家周鸿陵先生。下面就以你的发言为结束。

周鸿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虽然他是一个政策性的报告，但是它确实讨论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崛起进行了一个反思，可以说在未来得21世纪，中国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一个是和平崛起，一个是中国人要对世界秩序要做出贡献。东西方的差异，或者中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异，他们之间的博弈，他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报告是一个超越时空，超越产业的一个报告。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全球这样一个概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并不是一个和平的理性的这样的秩序来进行的，可以说充满了野蛮，充满了流血，充满了战争，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从全球化的最初的时代，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强烈的优势，搞一些贩卖黑奴，贩卖鸦片。垄断我们都知道可以导致创新的危机，因此来说，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我们允许旧的全球化道路继续进行下去，他会演变成一个毁灭全球化的一个危机。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一些发达国家，没有遵守全球化的运行规则。一条就是必须接受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通过人类多样性来找出人类的共性。而不能采取摧毁多样性而实行统一性。

人和国家都能够进行生态的组织，我们不能把经济技术标准看成是一个封闭的实体，他和整个世界的形成互相依赖，互相依靠。我们制定一个新的全球主义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理性的模式，来制定出新的标准的游戏规则是有必要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中国在标准创新方面，我们到底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一定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从改革开放一带这25年来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就是由原来的政府对整个社会和整个文化进行管理，变成了一个由政府，由企业，由NGO组织，像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实验室解决以后很好的非政治组织，三个系统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在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过分的调整政府的作用，不现实。那么政府和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之间形成互动，良性的互动，共同促进中国的标准的制定。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个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排斥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去制定标准的。我们不能反对别人去滥用标准，我们自己去滥用标准，在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标准的环境。最后达到一个新的全球主义下的一个共同的繁荣的局面。因此来说，在推动标准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接受这两点，一点解决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互动，另一方面合理的分工。

（周鸿凌先生发言）

（四）会议尾声

王俊秀：我们还不是非盈利组织，但是我们有一块是非盈利事业。实际上我们提倡全球化是中国人本位的全球化，就是必须考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产业，必须通过这种和平的崛起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的经济秩序当中去，我们也希望今天讨论是没有结论的，但是我们希望关于中国标准问题的讨论，今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呼吁在座的媒体朋友来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愿意继续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