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英国对我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国家是否重要，取决于它能够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大概13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巴尔默在判断哪个国家是最有力量时说：“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看一个比率--每户拥有家庭电脑的多少。”

关于国家实力的评论不仅矛盾重重，而且总在变化。从铁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48年，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包括地理、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与原料)、工业能力、　军事准备(特别是人口分布)、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但他强调，在衡量国家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摩根索着重强调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的确切实力具有特别的帮助。外界与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概念的过分热烈的谈论，有可能正在形成某种语言的泡沫：语言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实力可能正在出现分离。了解这种语言泡沫的最好方式，是坚持每天阅读《参考消息》第8版。你将连篇累牍地阅读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标题，“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为了缓解世界的焦虑，我们自己创造了“和平崛起论”，并准备投入200万人民币为这个概念制造理论框架。

一个国家实力就是她拥有物质的力量吗？所有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都建立于此。因为中国有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并可能在2020年(或是2040年，总之这个年份总是在变)超过美国……但物质力量常常与国家力量并不同步，时至1880年时，美国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没人看得起美国，它的外交力量与军事力量都不值得重视，即使到了20世纪初，英国驻美国大使布赖斯勋爵都会用游客描述爱尔兰之蛇的方式来描述外交政策在美国生活的左右--“爱尔兰根本没有蛇”。

即使就单纯的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也仍未达到人们喜欢的类比国的对应程度。直到2001年，经过20多年改革的中国在世界GDP的份额仍不过3.5%(美国的比例是将近25%)，而这个比例在1900年时却将近7%。

是的，我们物质力量的确在过去1/4世纪里有了迅速的增长，但国际关系实力总是相对的，对此，约瑟夫・张伯伦曾说：“需要谨记在心的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它与自己过去的比较，而取决于它在世界联合体中的相对地位。”

实力是人口吗？看起来，我们正在彻底地抛弃马尔萨斯最初的担忧。对于中国崛起，一个不断被谈论的是，我们拥有13亿人的市场，它大得足以改变商业世界的运转规则，它既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廉洁劳动力，也为知识经济时代准备了人才库。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世界1/4的人口并不能保证就有实力。在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不过15亿时，中国的人口就已达到4亿，当时西方商业世界流行的一本书是《四亿人的市场》，但我们同样还是不断衰落。印度尼西亚拥有日本一样多的人口，这同样说明不了什么。

实力是军事力量吗？在最后关头，这条比任何都重要。尽管外界总是试图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2002年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仍不过是美国的1/10，比日本还低。

实力是来自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权力吗？但很显然中国仍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软权力。谈论中国是一种时髦，但人们的关注点仍仅仅是消费市场与世界工厂，我们没有产生足够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导演、艺术家、科学家与媒体。我见到的对于中国的软权力最激动人心的描述来自于《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一篇名叫《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所写到的，到2040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况且，软权力也没有描述的那样重要，全世界都在观看美国电影，但这并不会减弱反美情绪。

这种设问的单子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很显然，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一个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她是否在国际关系拥有足够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这样定义权力：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集会。而政治学家丹尼斯・朗给予权力以明确的三种形式划分：武力，操纵与说服。那么请暂时放开《参考消息》，根据你的常识来判断一下。创造新理论以减缓别人的焦虑值得理解，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率先夸大了我们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