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

本文作者与班加罗尔市长C.M.Nagaraj合影

IT产业寄托了印度的明天，在去这个软件大国朝圣的过程中，从相互恐惧、互补合作到未来的产业竞合，中国软件业能够学到什么？

“两个印度”

10月29日，记者随成都软件考察团前往印度，临行前听到许多忠告：当地乞丐多、瘟疫多、暴力冲突多、水和食物不洁净，最好从国内带上半箱方便面，出游自带矿泉水，如此等等。听得心中忐忑不安，甚至生出几分“壮士临行”的悲壮感来。

一大早从香港启程，经新加坡转机，一路风尘，一路颠簸，终于在10月29日当地时间零时30分，北京时间22时到达德里（新德里与旧德里统称为“德里”――Delhi）。

作为一个国家的“门面”，德里国际机场的陈旧与简陋令人吃惊，同伴中有人形容“像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火车站”。扎眼的还有密布其间的机场保安，一个个全副武装，或腰别手枪，或斜挎冲锋枪，让人感觉暴力事件与自己只有一步之遥。

但几天后抵达班加罗尔机场，却是另一番感受。气派的建筑，湛蓝的天空，茂密的林木花草，一片“与国际接轨”的气象。

印度显然缺乏时下中国那种“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劲头。除班加罗尔外，我们到过的新德里（据说旧德里不允许外国人游览）、孟买（印度第一大城市，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等5座城市，看到的常常是些恍若隔世的画面：陈旧拥挤的街道上出租车都很少见，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取缔的摇摇晃晃的机动三轮车在这儿却是运输的主力，与式样单调的汽车（汽车顶上还常常站着人）、摩托车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刺耳的喇叭乱作一团。路旁的店铺和民宅破败不堪，群蝇乱舞，间或还有随地大小便者和悠闲自得横卧马路中央的老黄牛进入视野，令人瞠目。

在人口爆炸和两极分化方面，印度显然更甚于中国。那些最体面的大厦四周，往往就是大片的贫民窟。据说光孟买的棚户区规模就超过80万户，孟买最著名的作为印度标志性建筑的“印度门”码头，几乎就是乞丐和小贩的天下。在中国，白天上班时间，街上的人并不多，印度的街道上却几乎总是晃动着庞大的人流，他们中有留着大胡子头缠布巾的锡克教徒，头戴小圆帽的伊斯兰教徒，额头印着红点的印度教徒，举止优雅、珠光宝气的富人与衣衫不整、目光呆滞的穷人形成强烈反差。余秋雨笔下的印度城镇人群是“三成摆摊、一成乞丐、六成闲站着”，今日得缘亲眼一见，并不夸张，反倒感觉小贩与乞丐的比例可能更多一些。他们在风景点和摩天大楼下肆无忌惮地兜售与乞讨，我们乘坐的大巴只要一停下来，乞丐和小贩便蜂涌围上来敲打窗户，在景点刚一举起相机，就会被小贩和乞丐抢占了镜头。

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比中国落后许多。有位赴印做软件的中国人讲了个笑话：一位印度人自豪地问他，我们印度已经有了时速可达80公里的高速公路，你们中国有吗？此次亲历方知此言不虚。从德里出发参观泰姬陵，230公里，竟走了5个小时。

一上路，印度导游便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全国最好的公路”，可我们感觉与中国的高速公路明显差着一大截。更惨的是最后几十里，竟是条又窄又旧的乡间小路，率团的成都市副市长郝康理吃惊地说，想不到去一个世界级旅游景点竟然要在这样的路上穿行。

但印度也有不少现代化建筑，德里等城市绿树成荫，大片草地上不时可以看到嬉戏其间的松鼠和猴子，生态保护比我们要好。印度更有一大批训练有素、举止优雅、英语流利、谈吐不凡的精英。教育在这个国家显然备受重视，即便在偏僻的乡村，也时常可以看到接送儿童上学的黄色School Bus。印度的庙宇特别多，盖得很精致。庙外的秩序可以是混乱的，走进庙里的人却都脱下鞋子，一脸虔诚，秩序井然，俨然两个天地。

难怪同行的电子科技大学汪文勇教授说他“看到了两个印度”，一个是围墙内的软件王国，有世界第一流的办公环境，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与国际接轨的软件精英。生活在围墙之外的印度的穷人则是另一个样子，甚至用“水深火热”这个词汇也不过分。

软件考察团受到隆重接待

10天的行程，我们访问了新德里、班加罗尔、孟买、海德拉巴、斋浦尔、阿拉哥等6座城市，拜访了TATA咨询服务公司（TCS）、Infosys、Wipro、NIIT、IIIT- 
B等著名软件企业和培训机构，参观了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市的国际科技园和软件园，参加了班加罗尔一年一度的IT.com展览会，还走访了中国华为设在印度的分公司。

印度方面对来自中国的这个软件代表团给予了高度重视。到德里的第二天，印度工商业联合会（CII）在新德里顶级的泰姬酒店邀请各国记者和社会名流，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推介会，还邀请政府要员和软件企业与代表团交流。印度国大党秘书长、经济学家Ramesh以及通信与信息产业部秘书长Agrawala等政要出席会议。在班加罗尔市，卡纳塔卡邦(Karnataka)首席行政长官（相当于中国的省长）Krishna与班加罗尔市市长Nagaraj分别与考察团共进早餐与晚餐。负责代表团班加罗尔行程策划的中欧投资管理公司CEO Dana Schuppent博士透露说，Krishna本人拥有IT背景，具有很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印度媒介评价他在全国21个邦长中“一枝独秀”，是国大党最被看好的领导人，如果瓦杰帕伊总理的人民党在下一届竞选中失利，Krishna极有可能成为印度新一任总理。

早几年曾有“中印软件恐怖对视”的说法。也许是边境冲突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许是高高的喜玛拉雅山横在了两国之间，中印过去有过很多的不愉快，经济往来也很少，人称两个人口大国会有一场“龙象之斗”。情况在去年朱基总理访印之后发生了微妙变化。据说印度人对朱总理能用流利的英语交谈以及丰富的知识阅历和幽默的谈吐十分佩服，短短几天，竟刮起了一股“朱基旋风”。随团的印度导游小白（他的中国名字）说，他最佩服的中国人就是朱基了。据介绍，朱总理讲话中最合印度人心意的是“中国的硬件+印度的软件”，这句话让印度的“中国恐怖论”者也稍稍松了口气。卡纳塔达卡邦信息产业与旅游产业部长接受采访时特别回忆了朱总理访印的情景，称“朱总理说得非常好，中印的IT产业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

今年6月印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为中印关系又烧了一把火。瓦杰帕伊明确提出了中印合作目标，包括贸易额要从2002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00亿美元（10年前仅2亿美元），并强调中印要在软件和硬件领域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

“龙象”开始从“恐怖对视”中伸出了合作之手。软件代表团之所以受到隆重接待，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印度人都晓得与中国做生意的机会来了”。

印度工商业联合会（CII）顾问Bhatkoti说，现在印度人最急于做的事情就是了解中国，今年接待的最大的代表团也均来自中国。班加罗尔华裔导游江慧金女士表示要送她17岁的小儿子到中国学中文，“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专业。印度只有2万华人，班加罗尔只有100多华人，懂中文的人太少”。中国对很多印度人来说是新奇的。在孟买的印度门码头，一个小伙子问笔者“从哪里来？”，当听到“China”时，他兴奋地大叫一声“My God！”随即伸出手来，让记者把名字写在上面。卡纳塔卡州州政府信息代表主任Mamatha，一个记者出身的美丽少妇，只因笔者和同伴赞赏了几句她穿的纱丽漂亮，第二天竟买了两套纱丽送给我们，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

成都软件考察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推销自己”的好机会。副市长郝康理在介绍了成都“特别适合发展软件”的5大优势（区位、人才、市场、技术、政策），以及明年4月将在成都举办国际软件洽谈会（China Soft）之后，还加了句“相信不久成都会开通直飞印度的航线”的承诺，让在场的印度人怦然心动。国大党秘书长Ramesh立即回应：成都是中国距印度最近的大城市，中印合作，不仅要看到中国和印度，更要看到中国的省和印度的邦。

印度人眼中的“中印互补”

印度人自称“了解中国太少”，但对中国IT产业和市场的了解之具体，数据之翔实，令我们吃惊。此次访印途中，多次听他们提到中国的火炬计划、电子政务、2008奥运，认为印度软件业应当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在CII为软件考察团举办的推介会上，印度通信与信息产业部秘书长Agrawala援引世界权威部门的预测：“未来10年，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就在中国与印度，我们（中印）的时代到来了。”中印IT产业也到了该联手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提出的“联手”很是具体――印度能为中国做什么？中国能为印度做什么？

Agrawala认为，印度的擅长是软件，中国的优势是硬件、基础设施和市场。他特别谈到，中国IT应用的投入远远高于印度――中国平均每人每年8美元，而印度只有2美元不到，再加上人口之差，结论是中国IT市场比印度整体大出5倍之多。

Agrawala提议，印度可以与中国在软件开发流程管理和出口外包方面进行合作，即低成本的中国软件开发中心、出色的基础设施、优秀的本地程序员再加上印度的软件专家（高级管理员）。印度企业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进入欧美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帮助印度企业进入日本和韩国市场，“倘若合作成功，将来软件就是印度与中国的天下了”。

Agrawala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让我们甚感意外。他说，2002年中印软件的收入还相差悬殊，中国50万IT专业人员创造的软件产值是15亿美元，而印度55万人员创造的软件产值却高达96亿美元。即使到2005年，双方的软件出口目标仍有较大悬殊，中国是50亿美元，印度是230亿美元。但到2006年，两国的软件收入便会基本持平。这个时候，印度将从中国拿到40%的市场，与此相伴的是中国的软件产业大幅度进步。可以预见，未来中印两国的合作是大规模的。

Agrawala讲演完就匆匆离去，没有给我们一个提问的机会，不知他讲的中印软件到2006年“收入基本持平”有什么根据？在笔者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总编刘九如发来邮件，给出了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软博会上的几个热点话题，其中之一就是“有人认为国家提出的2005年实现软件出口50亿美元的目标不可能实现”。这倒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难道印度人对中国软件比我们自己的信心还大吗？仔细想想也不奇怪，1990年印度软件业的出口额还几乎为零，到2000年就超过了85亿美元，2002年达到96亿美元，计划2008年达到500亿美元。印度人的根据是“发展势头”，一个产业一旦获得了腾飞的条件，发展将是飞速的。

为什么是班加罗尔？

10月31日，考察团飞抵卡纳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罗尔（Bangalore），在这个被称为硅谷的花园城市一住就是4天。

班加罗尔的确是印度的骄傲。从灰蒙蒙的德里来到这里，心情为之一爽，如果不是马路上也跑着很多摩托与黑色三轮，这里还真有点像美国硅谷，空气洁净，花团锦簇，四季如春，小贩与乞丐也少得多。

有人说班加罗尔的大街是程序员铺成的，这话不无道理，因为班市大街上的人流的确与德里和孟买大不相同。州政府信息代表主任Mamatha告诉我们，在班市2000多家企业中，1500家是软件企业，占了印度软件企业的1/2。其中250家是跨国公司，世界500强有65家落户这里。印度软件产业的收入60%来源于卡纳塔卡州与班加罗尔。班加罗尔不仅仅是印度的硅谷，还是亚洲的硅谷。2001年，联合国开发署在世界新兴工业城市中将班加罗尔排名第四。卡纳塔卡邦去年GDP增长7.2%，IT产业增长25%。

Tata、Infosys、Wipro、NIIT、IIIT-B等印度著名软件企业和培训机构都集中在班加罗尔，微软、IBM、英特尔、HP、Oracle等跨国公司在这里都有独立的写字楼。

中国华为印度分公司在繁华地段一个叫Lee Palace的七星级豪华酒店租用了写字楼。华为以前的写字楼在机场路旁的国际科技园中，因发展太快房子不够用了才搬到这儿来。

Tata咨询服务公司TCS和Infosys的办公环境与美国硅谷的跨国公司相比也毫不逊色。

TCS有25000名员工，每年软件业务额高达10亿美元。TCS在国际科技园有三栋大楼，这些楼不是按阿拉伯数字或A、B、C排列，而是用了三个单词Creator（创造者）、Innovator （创新者）和Discoverer（发现者）来冠名，可见主人追求不俗。写字楼内非常洁净，参观TCS那天是星期天，没有员工上班，每个办公桌上除了电脑等办公用品外没有其他杂物，一眼望去，整齐划一，管理严谨可见一斑。在Infosys，一位叫Bhakta的经理驱车带我们游览公司社区。Infosys离市区14公里，占地68英亩（合400亩），是一个校园式社区，鲜花簇拥着大片大片的绿地，有影剧院、健身房、游泳池、高尔夫练习场，图书馆24小时开放。最漂亮的是员工食堂，因为这里四季如春，食堂是开放式的，考虑到不同国家员工的饮食习惯，内设多国风味小吃。我们问有没有中国员工，回答“现在还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就是Infosys在中国的机构把员工送到这里培训来了”。

Bhakta说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平均月薪是4万卢比，合人民币7700元（而一个汽车司机的月收入仅4000卢比），可见在那儿做一个软件工程师多么令人羡慕。

到Infosys参观的客人一拨接一拨，我们前脚跨出大门，后一拨客人又走进了Infosys的“体验中心”，有点朝圣的味道。Infosys的对面就是著名的软件培训学院――IIIT-B，旁边就是著名的Wipro。这种软件企业的聚集地，在班市随处可见。据说现在班加罗尔每两天就能吸引3家外资企业前来投资。企业越聚越多，越多越聚，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就此形成。

在班市访问，我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班加罗尔？难道仅仅因为它的环境和气候？毕竟，印度是个硬件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度，全国没有高速公路，大部分电器靠进口，价格昂贵……即便是现在，“这里的硬件也不怎么样，还经常停电”――印度华为的COO陈明说。

问了很多人，答案也很多，除了地理环境外，还有地方政府作用方面的――卡纳塔卡是印度21个邦中第一个出台扶持IT产业法律的邦，邦长亲自抓企业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保护和IT用地规划；社会治安方面的――这里社会环境稳定，安全感强，等等。但答案最集中的还是“人才”。“跨国公司到班市落户，主要是看好这里的人才”――专攻印度IT发展史的IIIT-B学院助理教授Parthasarathy说。毕竟，环境和政策再重要，最后也要靠人才和经营团队去落实。

软件精英们

综合来看，印度软件人才有几大长处：第一，英语普遍很好，与欧美国家的交往毫无障碍。“越往南走越好”，印度南方是当年英国殖民统治最深的地区。

第二，做事规范扎实。Inooga公司经 
理Repaka这样形容他们的软件工程师：“你只要发招，他马上就接招，你要他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做。”这样一种素质对“软件大生产”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讲信誉。目前印度软件企业做外包（BPO），多数业务已到了“离岸与委托开发”（Off Shore Development）阶段。这种合作模式比“上门服务”（On-SiteService）高了一个层次，对企业和员工信誉的要求也高得多。据介绍，“上门服务”指企业派工程师到用户那里做项目，项目的进程和关键点由用户方控制，包括网络访问都有一定限制，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只能赚点人头费。“离岸开发”则指把项目拿回来做，用户与开发方之间通过保密协议建立起一种信任纽带。目前印度一些大企业的离岸开发已经做到了“系统分析”和“系统总装”这一层面，“离岸”的工程师掌握着用户大量商业秘密，但没有谁担心会被出卖。我们曾问华为的陈明:如果你的工程师跳槽了怎么办？陈笑笑说跳就跳吧，反正大家签有信用协议，如果有谁违反协议，那他就永远找不到工作了。如果一个公司违反了信用协议，意味着它将从此失去合作伙伴。现在印度做“上门服务”（On-Site）的越来越少，2002年外包业务60%上升为“离岸开发”。而在1991年，“离岸”与“上门服务”的比例为1∶9。

这番话令中国的企业老总们感慨万千：在国内，跳槽带走公司商业秘密另起炉灶的案例举不胜举，而且“大家并不认为他是很坏的人”，即便一些大公司，也往往以挖别人的墙角为荣。第四，重视良好的企业文化。印度信息产业部秘书长Agrawala总结印度软件产业成功要素时给出了一幅自行车图，骑车人是“用户”（用户驱动）；前轮是“产业”（产业冲在前面）；后轮是政府（政府提供支撑）；而脚蹬的轴心部位是“文化”。一个健康的软件产业应该是这几个部分的有机融合，其中“文化”被放在了轴心位置。

据介绍，印度的软件外包订单59%来自美国，18.7%来自欧洲，11.4%来自亚洲。这里面除了语言的力量、技术和管理规范的力量，更有文化的力量，主要是团队理念、合作意识、平实心态，以及对欧美用户需求在文化层面上的理解，等等。四川银海软件执行总经理邱会中就此认为，中国软件工程师的个人能力可能不比印度人差，但是大家合起来要解决一个系统问题，人家比我们强。这就是文化问题了。中国软件队伍里有一种急功近利、不讲规矩的东西，而做软件需要一种平和的心态与规矩做事的习惯。中国软件企业里，一个工程师离开了，别人的开发可能会另起炉灶。印度工程师不会这样，张三走了，李四肯定会接着张三的做下去。这是管理问题，也是一种文化。

英语水平、做事规范等都可以通过培训和教育来解决，但如果“信誉”和“文化”上出了问题，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就大了。

二十年树人

印度人谈起今日这支骄人的软件精英队伍时，常常会提到当年的拉吉夫・甘地，若没有这位遭暗杀的前任总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振兴计算机教育的国策，就没有今日这些软件精英，当然也就不会有印度引以为荣的软件产业。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拉吉夫・甘地当年为了倡导计算机教育，差一点被在野党轰下台去。因为钱投进去了，学生也成批毕业了，却因国内没有软件产业的市场和环境而“孔雀欧美飞”，一派“鸡飞蛋打”的光景。若干年后，印度人终于领会到了拉吉夫・甘地的远见。如今这些出去的人纷纷回归，带来了技术，带来了管理，带来了项目，带动了印度的软件发展。尝到了甜头的印度政府继续放宽留学政策。2002～2003年留学人数达到了7.4万（比我国还多1.4万）。在班加罗尔的IT.com展览会上，登台讲演的企业界要人清一色的是留美学生，软件外包渠道也主要由这些人搭桥。“二十年树人”终正大果。

成都市副市长郝康理就此分析，在产业的投入产出中，教育的周期最长，培养一代人至少需要10年时间。我们的问题在于急功近利，领导关注最多的往往是道路、房子、广场这些看得见、见效快的硬件建设，对教育投入不够。郝说他在来印度之前研究最多的是人家软件的质量与管理，来了之后感触最深的却是教育。采访卡纳塔卡邦首席行政长官Krishna时，笔者问他为什么班加罗尔会成为印度乃至亚洲的硅谷？他答“教育，还是教育”。卡纳塔卡邦与班加罗尔市在25年之前就确立了良好的教育培训体系，不光是大学的综合教育，还建起了职业培训、在岗培训、认证培训等多层次教育体系。邦教育部长Rappa博士介绍，卡纳塔卡邦现有120所院校，涉及IT各个领域，每年可以向社会输送3万高等IT专业人才，此外还有数百所从事IT资格认证培训的职业学校，可以满足企业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NIIT市场总经理Eanerjee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办教育主要是给政策，使私人办学机构能方便地拿到营业执照，进口教育设备可以免税。

卡纳塔卡邦教育部长Rappa强调，印度的基础教育非常强调英语、数学和物理课，基础打好了，进入大学进修IT很容易上手。但印度的教育模式又是精英式的，在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里，义务教育只提供给14岁以下的儿童，此后就得自己出钱读书了，学费很高，淘汰率也高，100个人读小学，只有5个人有机会进入大学。这种教育在培养了一批软件和其他领域精英的同时，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可谓甘蔗没有两头甜。

在班加罗尔的IIIT-B软件信息技术学院，我们拜访了被誉为印度“计算机之父”的H.N.Mahabala教授和S.Sadagopan校长。当问及“为什么印度的软件人才受欢迎”时，S.Sadagopan认为，教育质量高是基础条件。譬如印度的高校都设有董事会，董事会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员反映企业要求，教师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第一线的专家，教学内容与企业的需求和实践联系十分密切。

在我们赤脚拜谒圣雄・甘地墓时，笔者想到了两个甘地――圣雄・甘地与拉吉夫・甘地。圣雄・甘地推动了印度走向独立，拉吉夫・甘地推动了今日印度软件产业的辉煌。后者虽然未能看到自己缔造的辉煌，在世时反倒受尽了不公正的指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今日的印度人对他才备加感激和怀念。不知这是他的悲哀还是他的幸运。

印度的软件园

赴印之前并未看到有关印度发展软件园的报道，去后才发现那里也有，其中以班加罗尔的国际高科技园（International Tech Park）和海德拉巴的Infocity最有气候 
。

国际高科技园的规划用地和法规制定由政府启动并承担，项目建设则由社会投资，政府投入很少。海德拉巴的Infocity，政府只占11%，89%是私人投资。

这些软件园最大的特点是功能齐全，除写字楼外，饮食、娱乐、图书馆、机票、发廊、医院、培训等一应俱全。在班加罗尔的国际科技园，我们来到一个叫TechPark Mall的场所，入口处的导向牌排列了22个服务项目，你想到的没想到的几乎都有了，令中国的软件业老总们羡慕不已，纷纷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服务导向牌。

海德拉巴的Infocity科技园拥有67个区域。园区副主任C.S.Rao博士告诉记者，海德拉巴（Hyderabad）还有一个名字叫Cyberabad，意为计算机之城的意思，它与班加罗尔、马德拉斯两座城市构成了印度南方著名的“软件金三角”。

海德拉巴的Infocity园区里还设有IT硬件区域。在班加罗尔的IT.com展览会上，也有印度硬件企业参展，展品多为计算机教育及通信外设，展台是那种小格子式的，靠发送传单招揽观众，感觉有点小家子气，远没有中国硬件厂商的气派。但据印度软件科技园（STPI）一位负责人介绍，印度的IT硬件业正在悄悄追赶，STPI在全国有39个分支机构，目前已有31家硬件企业进驻园区，其中电脑及外设企业占6%，25%是电信企业，芯片企业为36%。“数量虽不多，但是增长与贡献幅度大”。

在印度软件中小企业的成长中，STPI功不可没，考察团每到一地，都能看到STPI的品牌。STPI虽然用了个软件园的名称（Software Technology Parks of India），却不是一个物理园区，而是政府设立的虚拟服务机构，1991年成立，在全国有39个分支机构，通过卫星把全国的服务网络连接起来，主要为中小软件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服务。服务内容包括落实政府对软件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寻找订单牵线搭桥，提供培训与信息咨询等。作为非盈利组织，STPI主要靠出租卫星等设备和办理出口手续维持运行。

走印度的路？

中国软件业一直有该不该走印度的路的争论。答案其实是明确的：基础不同，市场不同，国情不同，完全走一样的路是不可能的事情。比较起来，中国拥有的是市场、品牌和行业推广经验，缺的是产业规模和项目管理经验。印度有的是产业规模和管理经验，缺的是品牌和市场。与中国软件业的内需驱动不同，印度靠的是外包驱动，软件外包80%命系欧美市场，欧美打个喷嚏印度就会感冒。印度还存在宗教问题，以及比中国更严重的人口和基础设施等问题，据介绍印度每分钟有1000个孩子出生，18年后人口将超过中国，却因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有效推行计划生育（譬如《古兰经》就要求教民多生孩子，“将来全世界都是伊斯兰人”）。同行的印度导游也坦承，印度比中国落后20年，软件产业的大环境并不乐观。赴印前，考察团成员都有种到软件大国朝圣的感觉，但回国途中交流体会时，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软件产业一定能追上印度。从发展速度看，印度软件产业年均增长15%，而中国高达30%。虽然我们的基数小，却拥有比印度发展更快的理由。

中国软件业除了人才资源外，还拥有市场这个比印度重得多的砝码。回国时途经新加坡做短暂考察时，新加坡科技电子董事经理Lee kan lup告诉记者：到印度外包，主要是看好那里的人才，而到中国外包，除了廉价的人力资源外，更看好当地的市场。印度目前急于与中国合作，主要也是为了市场，既包括打开中国市场，也包括响应来自欧美的订单――许多欧美客户的订单是面向中国的，要做好这部分订单，自然离不开中国企业的合作。同行的成都颠峰软件总经理张玮说他此行收获颇丰，分别与拥有2000人和500人的两家软件企业签了外包合作协议，对方的订单是针对中国市场的。印度还希望以中国为跳板，打进韩国、日本等东亚软件市场。

印度其实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同行的势头。去年印度软件联合会主席到中国访问后就在班加罗尔发出“狼来了”的警示：“你们再不努力就要被追上了”。Sun新加坡分公司销售主管高宏荣告诉记者，他每次去印度，当地官员总要警觉地问一句：你是不是觉着中国的IT越来越强了？

但如果以为“不走印度的路”，意味着可以对印度的成就和经验不屑一顾，那就大错特错了。国内也确有一些软件人看不上印度。其实，中国软件业目前比印度落后许多，想赶上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软件发展的具体路径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有别于印度，但在软件产业的经验、规范、管理、精神、文化、人才素质等方面，却必须认真学习印度同行。如其不然，与印度拉开更大差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必须认识到，印度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国家，它进军高科技的雄心并不在中国之下，措施也很实在。尤其在IT（印度政府的口号是“IT=印度的明天”）、生物（班加罗尔的科技园中已设有生物信息研究所、政府出台了新千年生物信息技术扶持政策）、航天等新兴领域，印度甚至可以说是有“野心”的，是要与中国“对着干”的。印度信息产业部秘书长说印度IT的发展目标第一是软件，第二是硬件，第三是“长远的IT未来”。这意味着，当我们瞄向印度的软件时，印度已经瞄向中国的硬件了。鹿死谁手，只能由历史做答。如果轻视对手，我们便已经输了一着。

看来，中印软件产业的全面竞争在所难免。竞争是规律，想避是避不开的。既竞争又合作――这或许就是未来“龙象角力”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