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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警察也应当包含温情“杜宝良现象”一词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冒出的。一名司机因105次重复违章而获巨罚,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传奇?警方发言人讲:“对每个驾车人来说,不管交警采用什么形式执法,都应该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非现场执法,是为了惩治那些企图侥幸违法的司机。”依此看来,“杜宝良”们的遭遇是其企图侥幸违法所致,有错当然就得受罚;交通管理部门完全属于依法办事,行为并无不妥。然而,民众质疑声不绝于耳。许多人对“杜宝良”表示了同情,而且对电子警察执法合理性的认同度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偏移。 从哲学上讲,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科技在提高警力的同时,也给警务工作带来了各种挑战。其中,科技对警民关系的负面影响,便是挑战之一。这一课题在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便已露端倪。当时,由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引入警务工作,西方国家警务风格悄然变脸。以英国为例,之前警察坚持“传统更夫”的精神,与公众居住在一片。他们熟悉驻地,坚持步行巡逻,堪称维护公众利益的邻里朋友。此后,巡逻车逐步普及,口袋式对讲机、汽车和计算机相继引入,警察们一跃坐到了警车中、躲到了机器后。而这些科技装备阻隔了警民联系,使得他们之间日渐疏远。 一些有识之士批评,新一代警官已成为“技术警察”或“机器人”,失去了往日与群众鱼水相亲的机会。民众发出了“要传统更夫,不要机器人”的呼吁;就连警察也感叹失去了昔日的“黄金时代”!痛定思痛,警察当局认识到,单纯加强技术力量,并不是警务改革的正确方向。为此,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警务革命,在重视效益与效率的前提下,突出社区警务建设,强调警察形象的改变与警民关系的改善。 这段历史昭示人们,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装备是存在重大局限的!技术装备的革新与普通民众的支持,对于搞好警务工作而言不可或缺,后一因素甚至更为重要。 其实,重视警民关系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而提倡人性化执法又是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当前,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各式新型高科技装备必然会配备给公安机关。在这一进程中,我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切忌走上片面追求装备现代化的歧途。 有人认为,警察只要依靠现代化装备便可以取代过去的群众工作,可以不用搞人性化执法。这实际上属于重大误识,必然将工作带入误区。在杜宝良事件中,据说警方给交通违章者提供了四种查询方式:到各区县交通支队、大队办公大厅内使用电子触摸屏;上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拨打收费声讯电话;定制收费短信服务。“电子眼”的执法方式和“电子告知”方式均过于冷冰冰,并不适合一般司机。如果说这种执法残存有某种服务的话,这样的服务司机们还消费不起。 有人戏说,电子警察执法是交管部门给司机们设置的一个个“陷阱”,是要威慑那些“尊警不遵法”的司机。不过,过度依赖信息化的执法手段似乎是给警察群体布下了另一个“陷阱”——无形中销蚀良好的警民关系。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各地公安机关推行“电子眼”等信息化执法是必然趋势。“杜宝良现象”的出现当然不能否认或改变整个发展方向。但这一现象的背后确实隐含着一个深刻的课题:在信息时代,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警察?结论早已明确,那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诚然,这并不排斥“电子警察”,但必须是经过认真改造、能够温情执法的“电子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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