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连南京软件业PK战

　　当天府之都成都、海滨丽城大连、六朝古都南京成功地递出“软件”这张“城市名片”时，我们更应该反思: 在热烈欢迎跨国企业纷纷进驻之时，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本土的世界级软件企业？中国软件怎样才能更多地分享到鲜美的蛋糕，而不仅仅是干涩的面包屑？怎样才能把“低成本”这个标签拿掉？

　　天府之都成都、海滨丽城大连、六朝古都南京，当这三个城市不约而同地递出“软件”这张城市名片时，有何惊异之处？

　　研究这些城市软件业的成功，离不开对其发展模式的分析。当我们的记者兵分三路研究这三个城市的模式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那句名言常伴在耳: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软件三名城也是如此。每一种成功的模式都会包含这样或那样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原则，也会有这样那样或不可复制性的个性化条件和特征，不了解这一点，我们的观察和评价难免会出现片面性的偏差，我们的学习和移植则难免会弄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事来。

　　“先行者”大连，十年前从重工业区中毅然转身，前瞻性地锁定软件外包这个没有“核心技术”的领域，从“先替别人打工，先做小学生”起步，10年后骄傲地喊出要“超越班加罗尔”的口号。大连市市长亲自为软件业摇旗呐喊，大连软件园的“官办民助”模式被苏州等地广为借鉴。大连发展软件业也成为国内二级城市发展软件业的“样板”。

　　“后起新秀”成都，沐浴着蜀国的唐风汉雨，这几年异军突起。“低成本”是成都发展软件业的起点，却不是“成都模式”的核心。政府大手笔的投入、对教育和人才高度重视、与生俱来的巴蜀文化积淀和环境优势，使得成都一跃跻身主流软件名城之列。“成都模式”书写了中国“西部硅谷”的传奇。

　　“闷声发展软件”的南京，挟六朝古都之余威，寻找着自己的“特色”。不为人知的南京速度，“两园多基地”的发展模式，围绕着电子和化工的软件产品族群，即使“前有尖兵、后有追兵”，低调的“南京特色”让人不敢小觑，人们不得不对这个古都进行重新的定位和评估。

　　但在成功的掌声和喧哗中，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 在热烈欢迎跨国企业纷纷进驻之时，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本土的世界级软件企业？中国软件产业怎样才能更多地分享到鲜美的蛋糕，而不仅仅是干涩的面包屑？怎样才能把“低成本”这个标签拿掉？

　　成都、大连、南京三大软件城市的发展模式，彰显的不仅仅是这三个城市的眼光与魄力，更有中国人在全球化分工中重新定位的智慧和决心。从这种意义上说，《软件三城记》的意义注定要超出这三座城市本身，而成为人们剖析中国迎接全球化第二波（信息与服务业大潮）浪潮中的窗口和范本。

　　“低成本”是成都发展软件业的起点，却不是“成都模式”的核心。政府大手笔的投入、对教育和人才的高度重视、与生俱来的巴蜀文化积淀和环境优势，让成都书写了一部中国“西部硅谷”的传奇。

　　蓝天白云，葱葱郁郁的树木，格致有序的楼房，开阔的马路，SAP、Motorola、Nokia等著名大企业的LOGO在车窗外一闪而过。3月中旬，我们的车在成都市高新区的管委会、天府软件园、老高新区间穿行，探寻这个有“西部硅谷”之称的城市发展软件的脉搏。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经透露过一组数字: 2007年，成都市软件产业实现经营收入3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0.3％，实现增加值140亿元，连续5年增幅保持在35%以上，在国家规划布点的11个软件产业基地城市中，成都市增长速度排名第二。

　　印度在总结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时，主要归结为三点: 环境、教育和政府投入。在软件快速道上发展的成都也印证着这三点。政府大手笔的投入、对教育和人才超乎寻常的重视、与生俱来的文化积淀和环境优势，使得成都近几年一跃跻身中国主流软件城市的行列。但“知易行难”，成都如何把这三大法宝演绎成为独特的“成都模式”？

　　政府就是“导师”、“侍者”和“保镖”

　　L企业计划在成都落户，一时找不到办公地点，也不知如何去招聘第一批员工。怎么办？L企业向“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提出申请。不久，L企业进驻“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大楼，招人、培训、办公、开展业务，直到找到了合适的办公地点后才搬出去。

　　“二楼有笔试的大教室，旁边小房间是面试的教室; 配备有电脑的大房间可以进行办公，最大的能容纳80人。”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最让记者惊讶的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仅仅是免费，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还提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为避免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培训师和人才，在上游与IBM、微软等公司的培训机构结成合作关系，在下游跟各个高校形成联盟。当记者3月份去成都采访时，已有多家企业进驻到启动不到两个月的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大楼。光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大楼的硬件设施，成都高新区就花费了上千万元。

　　这仅仅是成都高新区对软件业投入的“冰山一角”。在记者走访的高新区管委会主管外包的副主任傅学坤、成都信息办主任刘勇的过程中，都感觉到政府对软件业发展的决心和魄力。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学坤告诉记者，高新区对国内外知名企业，配置了土地优惠、房租减免、税收减免、产业扶持等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帮助其人才“本地化”和产品“成都造”; 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配置了科技创新政策，包括房租优惠、创业帮扶、资金争取、项目申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为较大规模、处于发展临界点的企业配置了产业扶持政策，根据其在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人才、市场、资质等方面的瓶颈，研究扶持政策，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做大做强。2007年，高新区制定发布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试行）》等一系列的政策。

　　在现阶段的中国，许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因此政府的优惠政策可以立竿见影。目前，有36家世界500强IT跨国公司进驻成都，成都的各类软件企业已超过了9000家，以高新区为主要聚集区的软件产业带集中了成都70％以上的软件企业。

　　“目前，高新区推动产业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少了些市场因素，多了些总体规划和协调。在成都产业发展的这一个阶段，我们认为是适合的。” 傅学坤说。

　　综观大连、南京等城市，在软件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身影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对政府的角色定位上，成都市相关官员有很形象地描述: 政府要当好“引导者”、“服务者”和“保护者”。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要当好“导师”、“侍者”和“保镖”。

　　“导师”的角色很好理解，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引导职能。“侍者”是政府要为企业做好服务，加强金融、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套，强化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四川迈普对政府的角色体会得比较深刻。迈普执行副总裁罗鹏对记者说，高新区的退税速度非常快，甚至地税的工作人员会上门来服务，这使企业资金的运转非常及时。

　　政府如何当好“保镖”的角色？让人听着有点陌生，成都市的政府官员的解释是“保护知识产权”。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学坤向记者透露说，在跟很多跨国企业接触中了解到，企业最大的顾虑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是否完善”。

　　据葛红林市长介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成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完善了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制度，建立了软件行业诚信体系。成都是中国少有的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城市。2007年，成都被授予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称号。

　　“女婿”争上门“儿子”发奋图强

　　仅仅在记者去成都采访的3月份，就有赛门铁克与华为合资的华赛公司总部落户成都、IBM全球外包服务中心加速发展、摩托罗拉研发中心规模

　　扩张、飞思卡尔射频与信号处理技术研发中心及平安保险等一大批金融后援中心在蓉建设、AMD在成都落地等捷报传来。目前，有36家世界500强IT跨国公司进驻成都，巨头云集，好不热闹。

　　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争先到成都来当“女婿”，也引起了成都的“儿子们”―本土企业的一些“抱怨”。比如说政府的政策是否向外资倾斜，而忽视了本土企业的需求; 外资企业的到来，大量挖走人才，为了留住人才，本土企业不得不提升工资，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去年我们被迫加了两次工资，但和外资一比，工资方面还是没有竞争力。”成都一家本土软件企业的创始人对记者说。

　　在全国其他城市的软件园中，“重外轻内”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引进外资除了能带动产业链的发展，还能很快提升该地区的业绩，见效快; 而培养一个本土的企业上规模，则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土企业，地区的发展容易“空心化”。这一点成都有很清醒的认识。傅学坤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班加罗尔的经验时，特别强调一条: “印度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养。”目前印度的塔塔

　　等本土企业都是成规模的、国际性的大公司，大大提升了印度软件业的竞争力，也很好地打出了印度的品牌。大连也非常重视本土企业的培养，大连本地的企业大连东软、海辉、华信成为国内外包软件的翘楚。

　　成都市信息办主任刘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因为政府资源是有限的，如何进行配置确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避免“女婿招来了，把儿子气跑了”的现象出现。刘勇介绍说，除了招商引资政策外，还有科技创新和产业扶持政策，针对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鼓励扶持。

　　在外资企业争先恐后落户成都的同时，成都本土企业也在悄然起步。这种发展壮大，一方面得益于外资进来构建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环境; 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不断地摔打，从而加速长大。

　　颠峰软件集团是成都本土软件外包业的代表企业。5年间，颠峰从几个人发展到近千人的公司。2007年底，颠峰软件集团营业收入7000多万元，实现利润近1500万元。其中70%的业务来自于海外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尽管放在全国，颠峰还不算是大公司。但如果看到成都本土外包业6年前还是一穷二白的话，你会为颠峰的发展速度感到欣慰。

　　颠峰软件集团董事长张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2年4月公司创办时，他对外包依然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2003年才把公司的定位确定下来―“做中国的IBM”。现在张玮的这个愿景依然没有改变。在他眼里，IBM是全球具有最高水准的外包商。张玮的志向是，要分享全球化过程中的“大蛋糕”，而不仅仅是在外围吃“面包屑”。

　　目前，颠峰的本土外包同行有好几百家。如何迅速扩大公司规模是困扰成都软件业的难题。今年3月，世界知名分析机构Gartner的两位资深分析师到成都考察，他们的问题让成都信息办主任刘勇很有感触。“成都有3000人的软件外包企业吗？”目前成都还找不到。印度规模上万人数的企业有很多，这让刘勇感觉到加强本土企业发展的紧迫感。

　　在嵌入式软件行业，如果说华为是中国的老大，那么四川迈普则是老资格的“西部大佬”。凭借多核路由器7500的发布，迈普的海外市场成长迅速。2007年在中东、南亚、东南亚迅速开花结果，甚至在一些国家，它的市场份额排到了前3名。迈普公司执行副总裁罗鹏说，在迈普15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当年和迈普齐名的企业都悄然无声了，而迈普之所以能发展到现在，全靠走“持续发展”的路线。

　　数字娱乐业是成都圈定重点发展的6大产业之一。成都本土的游戏公司梦工厂经历了初期的资金链短裂、找投资人无门的种种经历后，最后探索出一种全新的网络游戏运营模式: 联合腾讯、网易、联众等大型网络游戏运营商，共同运营梦工厂开发的《侠义道》。省去渠道和用户的推广费用，当然最后的利润得跟合作伙伴分成。根据梦工厂创始人裘新向记者透露，2007年只拥有100名左右员工的梦工厂实现利润3000多万元，2008年有可能达到5000～6000万元。

　　IC设计、信息安全、数字娱乐、软件外包、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是成都重点发展的6大重点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尽管成都本土企业还比较稚嫩，但是他们都在寻求独特的方式，发奋图强。

　　超越“低成本”

　　寻找新支点

　　“低成本意味着不发达。” 成都市信息办主任刘勇一见到记者就谈起成都软件业遇到的挑战，让记者见识了他的务实和胆识。

　　在北京、大连、南京、成都、西安等城市软件竞争力的比较中，成都和西安均以“低成本”作为标志。在刘勇看来，“低成本”竞争力的另一面，就是这个地区还比较落后。“为什么同一项工作，人家能赚5块钱，而我们只能赚一块钱？”刘勇说，这说明没有核心的竞争力。他表示，成都先要迅速提高竞争力，锻造产业链，然后再“一起提价”。

　　在现阶段，“低成本”确实是成都的一块王牌。生活成本、人才成本、房价都比沿海城市要低。这也是这几年跨国巨头纷纷到成都落户的重要原因。但记者在对成都市政府官员的访谈中，明显感觉出他们努力锻造超越“低成本”的能力。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成都发展软件业有3大优势， 一是人才优势。成都拥有高等院校40所、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5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3个，每年毕业大学生10万人以上，各类科技人员超过50万人; 二是基础优势。成都是西部物流中心，航班可达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等国内外近百个城市，航空物流园区已入驻了UPS、DHL等30多家知名物流公司，是全国8大通信枢纽之一; 三是环境优势。成都多次获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性适宜人居大奖。

　　“少不入川，老不入粤。”这句老话本来是说成都人安于享受生活，不求进取。但这种历史文化体现在现代软件业上，却给在蓉企业带来了人员上的稳定性。“成都人才的流动率很低，沿海城市可能是15%，成都只有5%。”傅学坤对记者说。

　　如何超越“低成本”？成都给出的答案是在“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上下功夫。在硬件环境上，成都不断地改善基础设施。2008年至2010年，成都将通过实施“三大工程”、打造“八大中心”、建设“三大基地”来加快建设成都通信枢纽，使成都成为西部的信息枢纽。

　　三大工程包括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工程、“三网融合”工程、“无线城市”工程; 八大中心指的是互联网区域交换中心、数据存储中心、国家级互联网域名解析中心、基础数据资源中心、信息评测中心、数字媒体发行中心、高性能计算中心和数字证书认证中心; 三大基地是指 信息灾备基地、信息后援支持基地和IT服务基地。

　　而在“软环境”的建设上，成都则把“吸引人才和人才培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刘勇把“人才”和成都重点发展的6个行业并列为成都发展软件的7大体系。今年，成都启动了“回家工程”，由成都高新区领导挂帅，与中国英才网合作，到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招揽人才，主要的对象是成都籍的高级人才。“回家工程”还包括海外的成都人，成都将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吸引这些人才回成都创业。同时，成都也把实用性软件人才培养作为软件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基础工作，本文开头提到的“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即是为企业寻找合适的人才而设立的。“我们要打通人才的最后一公里。” 傅学坤说。

　　成都也积极地通过“会展”等方式来促进成都软件业的发展。每年一度的成都“软洽会”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软件大会，成为国内外软件大佬们对话、展览、洽谈的重要平台。成都市市长葛红林曾经表示，软洽会是推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开启了一扇门，本地企业能更好地把握世界行情，国际软件企业也能更直观、更真切地了解成都发展; 它架起了一座桥，为国内外软件企业互通有无、加强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它搭起了一个平台，国内外软件业界人士都能在此碰撞思想、激出火花，为推动成都乃至全国软件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添注动力。”每年一度的成都聚会，成为软件企业思想激荡和洽谈的最好平台。

　　在谈到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时，傅学坤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班加罗尔把古老的印度文明和现代文明成功地进行了对接。对于西蜀重地成都而言，如何把源远流长的西蜀文化和现代软件文化成功地融合，是留给成都软件业的一个深遂的命题，也是成都模式区别于“大连模式”、“南京模式”的关键所在。

　　不为人知的南京速度、“两园多基地”的发展模式、围绕着电子和化工行业的软件产品群，形成了低调的“南京特色”。“闷声发展软件”的南京，的确是让人不敢小觑。

　　六朝古都、鸭都、国家级园林城市，说的都是南京。如今，古都南京正在成为“中国软件名城”。

　　2007年，南京市软件企业数量突破1100家，产业销售收入突破36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深圳和上海。 而在2000年，南京只有200多家软件企业，年销售收入仅18亿元。从18亿元到360亿元，“南京速度”让人称奇。

　　“南京速度”之因

　　“这个速度确实很快。”南京市科技局副局长郑加强表示。除了整体规模的迅速扩大，南京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软件企业。2007年，南京已经有30家企业的软件业务收入超过亿元 。郑加强给南京软件发展的速度归纳了三点主要原因。

　　首先，从国家到江苏省、南京市的各级领导的重视。从2000年起历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的领导人李源潮，对江苏省和南京市软件产业的发展格外重视。他认为，软件业是高效产业、富民产业和绿色产业，是最适合南京发展的产业之一。他本人也多次到江苏软件园、南京软件园等地方实地考察，与南京市的软件企业开展座谈。

　　在领导层的重视下，2001年开始，南京市陆续出台了《南京市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南京市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3年至2005年)》等扶持政策，从资金、税收、投融资、采购、产品技术等方面加以扶持。“十五”期间，南京市每年安排1000万元以上的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个人利用软件技术和产品投资创业，并建设软件企业孵化器。

　　其次，南京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承载能力差的特点，决定了软件业的发展是调整南京市产业结构的良好契机。南京以6597平方公里的面积，承载了640万的人口，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的软件产业有利于南京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推动全民创业，扩大劳动就业率。

　　第三，南京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1998年将公司从美国硅谷搬回南京的智达康无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京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1998年，美国网络经济开始出现泡沫，对IT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一个人的成本飙升到每年20万美元。回到南京后，一个人一年的成本只需一万美元。 而且南京具备丰富的软件人才储备，据南京市科技局的统计显示，仅2007年南京的各类学校就为社会培养了近5万名软件人才。

　　“两园多基地”的集聚效应

　　南京有很多软件企业并不知名，但在细分领域的分量却很重。譬如南瑞继保在高压电路保护软件市场占有全国50%的份额，联创科技占有中国电信计费管理软件30%的市场份额。

　　作为“国家级电力产业基地”的南京，聚集了近100家从事电子自动化的企业。南京以南瑞集团、南瑞科技、南瑞继保等为代表的电力自动化软件占据了全国50%以上的市场份额，2007年的市场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

　　此外，通信类软件、电信系统行业软件、智能交通软件、制造业信息化应用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也是南京的特色软件产品群。2007年，以中兴软创、联创科技、欣网视讯等为代表的电信系统行业软件市场规模为25亿元人民币，占到了全国30%以上的市场; 以长天智远、莱斯电子、三宝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交通软件规模为9亿元人民币，占到了20%的全国市场份额; 熊猫集团、爱立信、中兴、华为所从事的通信类软件规模达12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15%的市场份额。

　　“两园多基地”的发展模式，使得南京软件产业具有巨大的集聚效应。以江苏软件园、南京软件园这两大国家级软件园为龙头，以玄武、鼓楼、雨花台、江宁、浦口等软件产业基地为支撑，“两园多基地”集聚了900多家软件企业，占全市软件企业总数的87%。这些基地也各有侧重，譬如玄武基地（江苏软件园）的重点在于制造业信息化、IC设计、生物医药软件，浦口基地（南京软件园）重点发展游戏动漫、汽车电子、系统软件等。

　　当然，“南京市还缺少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的软件企业，南京的软件企业本身也很低调，不太懂得宣传自己，南京市政府将加快培育知名软件企业的步伐。”郑加强表示。

　　“南京人自嘲自己是大萝卜，说的就是南京人忠厚老实、没有商品意识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非常适合产品研发，却不太利于企业培养市场竞争意识。”高京华表示。

　　从2005年，经过慎重考虑的南京开始举办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博览会，以打造南京市软件产业的整体品牌。2007年第三届南京软博会促成了70个重大软件产业项目的签约。显然，软博会已成为南京市政府向中国和世界推介软件业的重要窗口。

　　南京的紧迫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南京市对自己软件业的发展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用“前有尖兵、后有追兵”来形容南京软件业在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位置。

　　的确，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位列第一的北京坐拥1200亿元人民币的软件销售收入，即便位列第三的上海也拥有80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入，是南京的两倍还多。在南京之后，成都、杭州分别以310亿元和300亿元的收入紧追不舍。

　　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为此，南京制定了目标远大的软件产业规划。在2006～2015年的南京软件产业10年规划中，南京市希望能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的总规模，出口规模达到100亿美元，销售收入超亿元的规模企业达到150家以上，软件产业从业人员达到40万～50万人。

　　面对这些中长期发展目标，南京软件业怎样才能保持年均20%～30%的高增长速度呢？

　　从软件收入结构上来说，南京希望提升软件服务业的比重。在2007年南京市软件产业的360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中，软件技术服务收入只有约20亿元。 对于软件服务收入不足6%的产业结构，南京并不满意。按照2006～2015年软件产业10年规划，“软件产品（含嵌入式系统软件）销售收入占总规模的35%，系统集成占总规模的35%，软件服务占总收入的30%”才是理想的结构。

　　近看2008年，南京软件销售收入的目标是460亿元，郑加强并不为此担忧，前几年南京引进的软件企业已陆续开始产生效益。这些企业既包括中兴、华为这样的大型国内企业，也包括IBM、微软、朗讯、趋势科技等一批全球500强软件企业。在2007年，仅落户南京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的软件规模就分别达到27亿元和20亿元。

　　更何况，尽管目前南京已经有了300万平方米的软件园区，新园区的建设却并未停止，这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江苏软件园正在建设徐庄孵化研发基地和江宁吉山产业化及出口基地，前者定位于中小软件企业孵化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基地、国内外知名企业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后者定位于大中型软件企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外包基地。

　　新方向的思考

　　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南京）基地，被认为是南京软件业发展的4张名片。

　　其实，外包并不是南京软件业的强项，2007年，南京软件外包企业有23家，比例并不大。南京数得上的外包企业有联迪恒星（南京）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润和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它们入围了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十强企业。另外，东软、萨蒂扬、文思创新、软通动力等软件外包企业已经落户南京，这有助于拉动南京软件外包的增长。事实上，南京市服务外包的重点发展领域软件外包、IC设计、后台服务、办公室支持、财务管理等五大块，能够享受扶持资金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另外，南京的一些软件企业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支持公司长远的发展。1997年成立的南京联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已经成为拥有3000名员工、30亿元人民币销售额的软件企业，这个自认为“中国最大软件应用企业”的公司已经将触角延伸到自主软件产品、服务与软件外包、现代信息服务业、高科技医疗器械、软件人才教育等多个领域。

　　联创的高级副总裁黄锡伟表示，最近，联创下属的研究院与江苏省科技厅合作展开了软件平台化的研究，考虑将软件产品构件化、组件化、平台化，让更多厂商基于联创的平台进行应用开发。他认为，这些研究对于构建大型应用软件中的核心技术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发展外包，还是促进软件企业的自主研发，都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除了发挥原有的各类公共平台的服务作用外，南京还在今年启动软件产业服务中心的建设。南京甚至成立了市软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蒋宏坤市长担任组长，王咏红、陈刚两位副市长担任副组长，加强软件工作的组织协调。

　　而江苏软件园也在今年启动了总额为一亿元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其中至少30%的资金都将投向软件企业，那些主营业务突出、大而专的软件企业成为这个基金的重点关注对象。“无论是上市还是引入风险投资，都不能改变企业自身的发展方向，因此软件企业必须要形成清晰的经营战略。”这个基金的发起人之一表示。有特色、专业、持之以恒，仍然将是南京软件业的主要特点。

　　一个原本软件产业基础严重不足，城市规模与经济实力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为何能在几近白热化的区域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外软件名城中的样板？

　　10年前从外包起步的大连软

　　件产业，这些年一直低调行事，用大连市长夏德仁的话说就是“先替别人打工，先做小学生”。 9年后的2007年，这位“小学生”却高调向世界宣称: 大连要问鼎新领军城市。

　　这年6月20日，夏德仁在一个高层论坛上说: 大连要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成为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领域的新领军城市。

　　“学班加罗尔只能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不是最终的目标。” 夏德仁说，“从城市本身的凝聚力和产业发展后劲看，大连肯定要比班加罗尔好。”

　　“超越班加罗尔”的想法是夏德仁与大连软件园那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人交流时产生的。“那些CEO经常跟我说，相比班加罗尔，他们更喜欢大连。说如果大连的人才够用，他们的公司完全可以从班加罗尔挪到大连来。慢慢地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2007年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值215亿元，连续5年以年均50%的速度递增; 2007年国际数据集团（IDC）发布了用于评价一个城市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能力的“全球交付指数”（GDI），大连被评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五; 2007年毕博咨询公司发布中国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发展研究报告，大连被列为国内最受服务外包企业欢迎的转移目标城市。

　　谋划转身

　　10年前，大连在国人中的谈资，除了滨海的老虎滩和棒槌岛外，大概只有万达足球俱乐部和一年一度的国际服装节了。当时，中国“大制造”独占鳌头，才露尖尖角的软件产业并没有被多少人真正看上眼。

　　那些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大家相互比GDP，攀比的结果就是匆匆忙忙上马制造业。大连改革开放前是座重化工业城市，高耗能、低水平的传统产业占了很大比重，如果再大量上马制造业，城市环境将不堪重负。“一个城市要讲究功能的平衡，产业与产业、产业与环境要和谐地发展，这是我们考虑经济转型的出发点。还有一个规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研究发展战略的时候，应该首先研究你的资源禀赋――你有什么资源？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夏德仁谈及当年的选择时感慨万分。

　　当时的情况是: 南方一些城市的制造业已布局就绪，产业链非常完善，而大连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人力资源和优美环境。大连有22所大学，28万在校生，这些条件与无烟的、绿色的软件产业之间有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如果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调科学发展观，那么，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大的方向定下后，大连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路径――做“没有核心技术”的外包，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业界崇尚的是自主开发、自主品牌。夏德仁的想法是: 大连当然需要发展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但不是现在。

　　富有戏剧性的是，10年走下来，大连的软件外包不仅迈上了新层次（几乎涵盖了所有外包业务种类），并且拥有了打入国际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而那些当年高喊“自主开发”、“自有品牌”的企业，很多却已从市场上消失了。

　　产业是这样炼成的

　　外包之路并不轻松。尤其是大连把外包的首个目标国锁定为近邻日本，虽然可以发挥地缘优势，却也给自己找了个麻烦，那就是遭遇了全球“最挑剔的客户”。

　　这个“最挑剔的客户”让大连软件企业无一例外地经过了一个“炼狱”的过程。“炼狱”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升华，因为与“炼狱”相伴的，是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拢，它让大连软件企业对“软件产品”和“软件开发”有了全新的认知。

　　“软件开发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学院型的，一个教授带几个研究生，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出来，但100个教授做出来的东西是100个样子，出了问题只有他们自己能维护。第二种是研究所型的: 一个研究员，一个研究室，一个项目组，做的东西有了一定的课题规范，但这个规范只是项目的规范，推广和维护仍然受限制。第三种是企业做的产品――有产品工艺、管理规范、开发规范与维护规范。这种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卖、任何人都可以维护，包打天下。做外包必须达到第三种境界。”大连海辉集团董事局主席李远明接受采访时说。

　　大连遇到的另一大挑战是人才。这些年全球软件市场需求的“井喷”与人才短缺的矛盾是困扰软件行业一个最突出的矛盾，“不愁单子愁没人”成了软件企业家们最棘手的问题。大连软件产业起步时，软件从业人员只有3000人，截止2007年底已逾6万，是10年前的20倍。大连的经验是“人才先于战略”，亦即人力资源导向的战略。传统的管理理念是战略决定组织，组织选择人员。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导向”正好反了过来――人才先于战略。

　　夏德仁回顾: 大连最明智的一步是在软件产业发展之初就确立了人才先行的基调，建立起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互动的格局。“大连软件园建园的第一锹土是东软信息学院奠基仪式。” 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为东软信息学院奠基铲下第一锹土的时候表示，大连不仅要生产软件，还要生产软件人才。截止2007年6月，大连每年能向社会输送的软件人才超过一万人。大连打赢了人才这一役。

　　官助民办的软件园

　　大连软件产业战略走的是一条“从软件园到软件城”之路，即通过集中力量建软件园来旺盛人气、集聚企业，带动整个城市软件产业的发展。

　　软件园故事最大的亮点是“官助民办”的

　　模式，即由政府给牌子、给政策，具体项目的投资与运营，则交给企业运作。“官助”重在一个“助”字，软件园建设和经营的落脚点是“民办”，而“民办”的机制是市场的机制。

　　“官助民办”体现了制度的力量。有了这个制度，也才有了做软件的东软总裁刘积仁与做房地产的亿达集团董事长孙荫环的“孙刘联盟”。孙荫环负责软件园的基建: 把房子盖起来，把环境建设好; 刘积仁则担纲软件园第一位演员，而以夏德仁为代表的政府方则负责软件园产业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从城市发展的大视角筹划软件产业舞台的搭建。

　　“官助民办”制度还成功地托起了一个执行团队――负责软件园运营与日常管理的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孙荫环的亿达集团)。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炜告诉记者，他们在创业中爆发出来的激情与智慧，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助民办的机制激起来的: “民办的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每一分钱都要掏老板自己的腰包，因而每走一步路都惦量再三，每做一件事都求最好，不敢有丝毫懈怠。”高炜的老板孙荫环说得更直截了当: “一旦第一笔资金投下去，我们的身家性命也跟着投下去了。”在这种压力下做事情，人是无法懒散的，此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与官办园区的不平等竞争中，高炜他们被“逼成了服务专家”，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生存的空间――那就是走向综合服务方案提供商，既包含星级物业服务，又包含高层次专业增值的“双栖概念”。而所谓专业增值则包括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外包解决方案中心、基础设施解决中心等多个服务体系。“也不用夸张地说我们的觉悟有多高，这其实是一个利益链接，我们服务得更好，客户才会对我们更忠诚，也才会更多地租我们的房子。”

　　曾有人纳闷，为什么软件园房租的价格在大连软件物业中并不占优势，众多软件企业尤其是那些世界500强企业却对这里青睐有加，趋之若鹜，软件园的房子“盖一批就满一批”？奥秘当然不是客户有“喜贵”的癖好，而是其综合增值服务模式让使客户感到物有所值。

　　甲骨文大连全球支持中心总经理王文辉评价:选定这里，是因为软件园奉行的客户服务理念可以让其专心做自己的业务，“其他所有的问题都由软件园解决，用不着我们操心”。

　　城市一大步

　　大连“举全市之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软件产值连年高达50%的递增速度，更有一个高科技产业对一座城市的全方位拉动，此可谓“产业一小步，城市一大步”。

　　福利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外部性”（又称“外在效应”、“溢出效应”）原理，说的是某个经济主体（个人、企业、产业等）的生产或消费活动，会对其他人、其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效应。这种效应可以是有益的、无偿增进第三方福利的， 即所谓的“正外部性”; 也可以是有害的， 即所谓的“负外部性”。

　　软件产业给大连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是显而易见的。

　　最明显的拉动是对GDP贡献。1999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增加值对名义GDP的贡献率为0.38%; 到2007年上半年居然达到4.59%，增长了12倍还多。

　　还有对酒店、旅游等服务业的拉动。往年大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酒店的淡旺季是很分明的，淡季里客流量下降得厉害。而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起来成为支柱产业后，“商务型”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类客人可不分什么春夏秋冬，整日带着业务飞来飞去的，酒店的淡旺季之分也被淡化了。 大连市政府办公厅提供的一个数据是: 南方航空公司每出100张公务舱的机票，就有40张来源于大连高新园区的软件公司。

　　从中受益的还有大连的房地产、港口码头、物流运输、金融服务、城市消费、传统制造业，以及大连人的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等方方面面。近年来大连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增长，2006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71%，2007年升至78%，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其中IT相关专业接收数量激增，2006年接收IT相关专业毕业生13324人（多数进入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比2005年增长23%。

　　高炜认为，软件和现代服务业对一个城市经济的拉动是一个链式反应，具体到大连，“我们现在看到的拉动只是冰山一角”，过5年10年再来看，你就会发现它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正向增量”，溢出的价值会大得多，其意义也将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

　　评论

　　软件三城模式之辨

　　成都、大连、南京三大软件名城的快速发展，彰显的不仅仅是这三个城市的眼光与魄力，更有中国人在全球化分工中重新定位的智慧和决心。基于此，“软件三城记”的意义注定

　　要超出这三座城市本身，成为人们剖析中国迎接全球化第二波（信息与服务业大潮）进程中的窗口和范本。

　　这几个城市故事中普遍适用的经验大概有这样几条:

　　第一条是对市场的尊重。譬如大连软件园的“官助民办”; 譬如成都与北京、上海等地区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等等。这儿要注意区别“形式”与“实质”――“官助民办”只是形式，实质是政府对市场的尊重。

　　第二条是对机遇的敏感和务实的态度。从全球化视角来看，这三个城市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搭上了“全球化的产品内分工”这班车。当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分工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行业间和产业间的合作深入到了产品间――把一个产品内部不同的工序、不同的零部件打开、拆散，把它们分布到全世界去做。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的全球大迁移浪潮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来了，想方设法抓住它，就是在全球化分工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三条是能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予以突破。譬如大连在软件园启动之时确定官助民办模式，为软件园走向成功确立了一个好机制。对人才问题的解决更显示了大连的远见与雄心。软件园建立之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东软信息学院，培养人才，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人才培养与鼓励政策都十分到位，“牵住了牛鼻子”。

　　当然这几个城市的故事中也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性化。譬如“官助民办”，不是说政府出台这么一个机制，软件园就一定能成功。这里除了政策配套的问题外， 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让大连官员和企业家备感自豪的软件园的产业集聚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城市。

　　以南京市为例，其软件产业格局就相对分散，既有高新区与开发区里的软件园，也有位于城区中心堪称CDB的软件园，还有分散于各个行政区里的软件园。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和南京软件产业底蕴有关，又和南京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分布在全市各处有关。

　　同样以外包为主，成都模式与大连又有很多不同。成都的外包不是从对日外包做起，也不是大连那种BPO业务流程外包，而是以编程为主的ITO外包。成都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软件外包工厂”。其业务以“二包”为主，凭借当地“软件蓝领”的低成本，与北京、上海甚至印度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客户来源相当广泛。